孩子般的诗人写给孩子的诗

　　八十五首短诗，附加全国知名的二十七位诗人和诗评家的点评文字——新近出版的《给孩子们的诗》一书，更像是八十三岁的老诗人刘崇善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完成的一次互动。参与点评的朋友中，年龄最长的蒋风先生是开宗立派的大家，被誉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育及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刘先生同龄的金波、汪习麟、樊发稼等是进入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作家；中生代的伍美珍、谭旭东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界的中坚力量……

　　“刺猬诗人”刘崇善的儿童文学“朋友圈”

　　这还只是刘崇善先生庞大“朋友圈”的一部分。刘先生是一九五六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大学期间就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九五五年发表了第一首儿童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学生中，凤毛麟角。”更出乎意料的是，他无意中撞上了儿童文学发展的黄金期，“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同日刊登有郭沫若“请为少年儿童写作”一文。全国广大作家包括成人文学作家，都积极响应号召，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全国的报刊纷纷开辟专栏或不定期地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此时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大学毕业后，刘崇善随即进入上海《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研究》担任编辑，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编辑与研究的职业生涯。期间，结识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既有一代宗师陈伯吹先生，也有蒋风、任溶溶、洪汛涛、金波、张锦贻、樊发稼等大家名家，更多的是在地方作协或报刊担任重要职务的儿童文学作家、编辑。

　　凭借强大的“朋友圈”，刘崇善先生成为繁荣儿童文学的一大幕后推手。他说他在任《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研究》编辑期间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作家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二是发现、培养、扶持儿童文学新人。“我的诸多作家朋友，大多是在此前提下结识和开始交往的。”刘先生说。他善于策划，曾组织十二位作家创作童话，并以童话新作展的形式，每期一篇在《少年文艺》发表。宗璞就是首次为刊物写童话的成人文学作家，其他如诗人雷抒雁、吕剑、李瑛、赵丽宏等，也都是经过劝说始涉足儿童诗的创作。

　　但让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不是这些成名成家的大作家，而是一个名叫马及时的儿童文学作家。“当时，马及时还是四川某小学的勤杂人员，我读到他寄来的儿童诗，破格在刊物的首页发表。后来，他走向了专业的写作道路，作品还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发掘新人走向专业创作道路，刘崇善很有成就感。

　　“为他人做嫁衣裳”之余，刘崇善也不忘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他的《给小孩子的大文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之一；儿童诗理论著作《儿童诗初步》获得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首届儿童文学理论优秀专著奖，成为引进到台湾出版的首批大陆儿童文学理论书籍；短篇童话集《锦囊“妙”计》收入“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美绘本”。

　　就这么一个朋友多、作品多的老诗人，却被同行称为“刺猬诗人”。“相识不久的年轻作家称我为‘刺猬老师’，老友则称我为‘刺兄’。”刘崇善先生笑着说，“称号的来源，主要是在几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批评著名诗人圣野写的《尿床》表达的不是儿童的感情，以成人的感情代替了儿童的感情，认为“这种诗也称作儿童诗，那是儿童诗的堕落”；他炮轰过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认为这仅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以至束缚了作者的手脚，阻碍了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公开不认可朋友洪汛涛“童话大师”的地位……

　　无怪乎他的好友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先生评价说：“古人说：做人要内方外圆。你是内方外也方。”这样的刘崇善反而赢得了许多同行朋友。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儿童文学学者谭旭东说刘先生“讲真话，做真人”、“总像个纯洁的孩子”。

　　“我希望保持对儿童文学的敏感性，坚持独立思考，永远都讲真话，始终关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情况，勇于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使在纸质媒体上难以发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达我的声音，促使大家警觉起来，创作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使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健康地发展。”他还是选择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一样，当个刺猬诗人。

　　■访谈：　“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获益于贵州平台”

　　1980年8月8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刘崇善先生的署名文章“小议儿童专栏”，提及：“在繁多的栏目中，辟有专栏‘童心’者，至今只有《贵阳晚报》一家。”久居海上的刘先生，与大山里的贵州贵阳有着剪不断的渊源。

　　记者：您很早就关注到贵州本土的儿童文学，先请您谈谈背后的渊源。

　　刘崇善：我与贵阳结缘主要是因为《贵阳晚报》。该报开辟了建国以来最早的儿童专栏“童心”，我组织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为其撰稿，还写了短文“小议儿童专栏”在《人民日报》发表，为这一专栏鼓与呼。受此文影响，昆明的《春城晚报》相继创办了儿童文学副刊《小橘灯》。

　　我在《童心》发表了不少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我写的“童诗创作漫谈”，和最初涉足童话创作的作品，这对我的创作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童诗创作漫谈”，则是自己创作每首童诗心得体会的短文。一直以来，凡见诸于报端的此类文章，大都出自著名诗人之手，或所谈的诗都是佳作。我不是著名诗人，诗也不能列为佳作，但何以又要写这类文章呢？我决定破除世俗观念，决定把它写出来，并给了《贵阳晚报》的《童心》。正是有胆识的《贵阳晚报》的领导和编辑，使我的“童诗创作漫谈”发表出来。后来，希望出版社的总编辑梁骏知道此事后向我约稿，才有了《儿童诗初步》这本书。此书出版以后，获得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首届儿童文学理论优秀专著奖，并被引进到台湾出版的首批大陆儿童文学理论书籍。

　　2013年夏天我出版了短篇童话集《锦囊“妙”计》。其实，我最早写童话的信心，也是“童心”给予的。

　　记者：贵阳马筑生教授在新著《贵州儿童文学史》提到了贵州儿童文学的尴尬：1）贵州儿童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人物、事件、作品都可谓开中国儿童文学史之先河，但在国内已经出版的几本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很少有关于贵州儿童文学的记载；2）贵州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但很少为外界所知。贵州儿童文学为何会面临这种尴尬？如何打破这种局面？

　　刘崇善：贵州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很少进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反映出撰写人视野不够开阔，治学也不严谨。其实，某些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作者，也存在仅从一些报刊上所载文章加以编写，却缺少对具体作家和作品进行发现、发掘，以至难以作出中肯的、实事求是的阐述。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对贵州儿童文学不了解并不足怪。关键是贵州儿童文学作家要出出类拔萃的佳作，且要在全国主要媒体上加以宣传、介绍、评论，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只吹捧不批评，阻碍儿童文学发展”

　　有人总结过国内儿童文学的现状：市场越来越大，但市面上多是海外的以及国内少数几个成名作家的作品，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却越来越难出头；国内儿童文学编辑一边抱怨儿童文学同质化、平庸化问题严重，缺少《哈利·波特》那样的作者，一边又不敢出版新作家的作品；儿童文学很热，但儿童文学在文学的地位中不高。儿童文学中，最受冷落的是儿童诗。

　　记者：国内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市场等领域，可以说“矛盾重重”。您怎么看这些矛盾的现状？

　　刘崇善：这些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的创作成果累累，不论从作者队伍或是作品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依我的看法，一是儿童文学在全国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作品大多出于北京、上海以至南方某些地区，而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作品相对较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中央和这些地区的有关部门缺少繁荣和发展的具体措施，而且，全国主要媒体特别是文艺报刊也不重视对这些地区儿童文学的扶持。目前，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研讨会，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作家和作品，媒体极力推崇的也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儿童文学评论者对整个儿童文学缺乏细致的了解，往往召开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就对其作品做点研究，然后在会上发言或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报刊也不是对任何作家的作品的评论，都可以予以发表。

　　当前，虽然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多，但是质量并不理想。一些作家应出版社之约，往往一写就是三本、五本，甚至一年出版许多本，势必造成新作者出书难，甚至扼杀了优秀的新人新作。再说，报刊上发表的评论，说得难听一点，只发表吹捧文章，几乎看不到批评文章。难道真的没有批评意见吗？但这种批评文章哪儿可以发表呢？我只能贴在自己的博客上。

　　记者：当下“亲子阅读热”推动了“儿童文学热”。您怎么看待这股热潮？

　　刘崇善：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尤其是小说、童话、绘本等样式的作品，受到普遍的关注，各种研讨和评论也多，而最受冷落的是童诗。这里不得不说我写的《给孩子们的诗》，其中的诗也是被“逼”出来的，我“努力写让儿童看得懂，反映儿童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儿童诗”，正是以此为童诗正名。另外，邀请了那么多诗人、评论家为每首诗点评，既是帮助小读者更好地领悟它们，同时也是为了肯定我所坚持的童诗的正确方向。

　　当前，出版社很少出版诗集，而给儿童阅读的书目中几乎没有童诗，以至教师和家长既不重视，也无从选择。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来都十分重视诗教。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还指出：“在阅读中，我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加强了解和阅读，期望在小学中加强诗歌阅读和诗化教育。”我国当前儿童文学的繁荣，其实是儿童小说和童话的繁荣，而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剧等其它样式的作品，甚至比过去还少。这样又怎能丰富儿童生活，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呢？而继承我国的诗教传统，为儿童提供诗歌阅读和诗化教育的教材，更是迫在眉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