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尽管曾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戏剧界大奖，但对于文学界来说，陈彦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2016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装台》名列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行榜，陈彦的《装台》（作家出版社）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第一……圈里圈外一片叫好，陈彦在把《装台》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自己也被置身于聚光灯下。

　　如果不是陈彦，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关注装台的一群人。他们在舞台上搭建起布景和灯光，他们是舞台背后的人。陈彦用小说的方式把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让读者随着刁顺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劳苦努力、悲喜哀乐而俯仰感叹，而有所领悟。

　　7月8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陈彦。

　　读书报：您依赖新媒体吗？如何看待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冲击？

　　陈彦：谈不上依赖，但必须正视这种传播样式的神奇。新媒体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是一定的，但也不至于就溃不成军，分众化也许将越来越明显。国家大了，世界大了，任何样态都不可能是独霸天下的。

　　读书报：在这种状况下，您觉得纯文学作家有危机感吗？

　　陈彦：肯定会有，不是纯文学作家，所有行业都会有危机感，金融家、实业家，王石不是也危机了吗？甚至包括政治家，哪个能在今天的社会里胜似闲庭信步？关键看你持守什么。简单一点，懒得左顾右盼，可能是化解危机的最好办法。文学毕竟不同于科技现代化，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领域里最可宝贵的往往是传统，越深厚的传统，往往越有价值，换一句话说，越是冷静深沉的思考，可能越是有生存空间的。因此，纯文学作家危机感产生的必要性，在我看来也就不大了，关键是要看能否深切时代脉搏，至于托出的形式、样态，倒是其次了。

　　读书报：为什么会钟情于戏剧创作？有什么契机吗？

　　陈彦：我最早是从写小说开始的，我们那一代人，大概都有文学梦。我十七岁在一个省级内刊上，发了第一篇小说，叫《爆破》，还写了一些散文。当时县文化局的领导认为我能写，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说省上要搞“学校剧”评奖，我们好歹得给人家上交一个作品，让我无论如何写一个。催得急了，我就写了一个话剧，叫《她在他们中间》，一共九场。谁知，几个月后通知下来，我的剧获得省上二等奖。由此，也就树起了戏剧创作的信心，加之单位写了就排，排了就演，两三年中，搬上舞台四五个大戏，戏剧创作逐渐也就成了我的职业。

　　读书报：您在戏剧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些戏剧作品，比如《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以“为普通人立传”为主旨。为什么会选择“小人物”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和源头？

　　陈彦：首先是熟悉他们，再其次，是一种文学精神的昭示。我以为，无论文学，还是戏剧，都不能缺失悲悯与人道情怀，更不能缺失对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点亮。我始终认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里，已经塞满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应该把希望、美好与力量，赋予更多的小人物。也恰恰是这点，使我们的题材世界豁然开朗，几乎俯拾即是，只要你愿意去发现，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小人物”。我一生看过很多遍《悲惨世界》，不仅小说，而且多次看过电影，音乐剧，每每看到冉阿让偷了主教的灯台，警察追来时，主教反倒说这灯台是他赠送给冉阿让先生的，由此，几乎彻底改变了一个窃犯的一生的故事，我就似乎突然明白文学是要干什么了。冉阿让似乎也是可以装进“小人物”这个筐里的。

　　读书报：真实的细节刻画令人震憾。那些装台的具体细节，您是怎么了解到的？写作《装台》，是多年积累的抒发，还是为了创作刻意去体验过生活？

　　陈彦：《装台》里的故事、情节、细节，是我闭起眼睛都能想来的。我在文艺团体生活了三十多年，做过专业编剧，还做过团长、副院长、院长，整天跟舞台打交道。只要是舞台上的事，可以说没有不烂熟于心的。七八年前，我就想写这帮人，当开始刻意注意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装台人的生活，几乎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一直认为，文艺创作，不是作家心中有了某种想法，才去找生活，那时已经晚了。创作应该是在密集的生活皱褶深处的一种思想情感自然引爆。

　　读书报：顺子的生活其实很不顺。装台的时候，顺子是农民工的灵魂人物，但他在人面前谨小慎微，低三下四，他的生活艰辛、卑微甚至懦弱；可是另一方面，他敬业，有担当，善良又仗义。您是怎样理解顺子的？您认为他是弱者吗？

　　陈彦：我心中的顺子，是一个表面逆来顺受的人，其实内心并不懦弱。他所表现出的“不幸”、“不争”，是面对强大生活场域的无奈转圜，因为，他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做表面“抗争”，他不是可以无忧无虑地活着的人，他还撑持着一个散乱而又沉重的家，肩上还扛着一支一天不装台就活不下去的队伍。该管的不该管的，都把他粘乎上了，并且还撒不离手。他做人就不能“太硬”，啥事就都不能“霸王硬上弓”，他得讲方式方法，有时甚至还得上点“奴才相”，但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多，因为，他要双脚踩在大地上生活，我们无法要求他必须有一种所谓的“现代”人格与觉悟，这就是顺子，他没有读过老子庄子，但他身上却有着某些老庄的生存哲学与智慧。

　　读书报：作品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于人物的塑造，每一个都让人过目难忘。顺子的女儿菊花，丑陋、虚荣甚至残忍歹毒，尤其是杀狗一节，触目惊心。如此惨烈的描写，只是为了刻画人物吗？

　　陈彦：既是刻画人物，也是希望找到一种寓言和象征。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人，这个事件，找到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生活对应。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冷酷无情者可以说层出不穷。尤其是仇恨的表达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骨子里就是这种丝毫看不到人性温度的残暴。杀狗的情节，本来我是写得有些节制的，后来有朋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下笔太狠？我反倒加强了这一块，直写得连我自己也毛骨悚然才停笔。我是觉得，现实主义需要对这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生命冷酷，给以强烈的凸显与敲击。生活中，有些很光鲜的人，其实内心很冷酷，很歹毒，尽管不是虐狗，杀狗，但所使出来的“招数”，并不比菊花来得更具人性。

　　读书报：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西京，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在原有的创作基础上驾驭这样的题材，是否游刃有余？

　　陈彦：我一直关心着城市的这一块，我觉得要研究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这里是内容最丰富的地方。此前，我写过舞台剧《西京故事》，搜集了很多素材，但由于舞台剧体量就那么大，必须在两个多小时解决问题，因此，大量素材和思考都浪费了。舞台剧推出后，反响很大，五年间，演出五百多场，先后走进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数百多所高校巡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很多教师和学生，还都自愿写了文章，表示出一种特别的关切。我就思考着要写一部还叫《西京故事》的小说，力争能把自己好多年对城乡二元结构中许多问题的思考，全面展示出来。我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太白文艺社联合推出后，市场也销售了好几万册，还正在改编电影和电视剧。

　　《装台》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生活的继续，但又有本质区别。《西京故事》的确可以说大部分是写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可《装台》的着力点不在这里，它就是在讲装台，讲装台人的艰难，讲这么艰难装起的漂亮舞台，上面表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读书报：看您描写装台的过程犹如看戏，场面宏大且一波三折，能谈谈您对场面的描写是如何把握的吗？

　　陈彦：我写小说喜欢写大场面，觉得描写过瘾，酣畅。尤其是《装台》这样的小说，台上台下，戏里戏外，不涉及到，就无法真正写出装台生活的秘笈。戏剧的很多场面都是宏大的，而装台就是展现这种宏大艺术样式的骨架，这个骨架撑不起来，就让读者无法身临其境地了结真正的装台生活。

　　读书报：写《装台》的过程中适时地融入了戏文。您觉得戏文是必须加进去的吗？

　　陈彦：是的。因为是写装台，必然涉及粉墨人生，加之有时加入戏文，恰恰是对小说思想、或者情感的一种精神拓展，甚至有对“它山之石”的“攻玉”效果，自然是不用不行了。好在我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倒是信手就能拈来所需要的东西。有些“戏文”也是我自己编的，我是编剧出身，编几段唱词道白很方便，用这种手法，更能使小说好看、有味道，关键是有些地方，不这样“楔入”，就不像是在描写装台生活。小说对生活的描写，更应该有一种匠人对他手艺活的浑然天成性。

　　读书报：顺子的老师在作品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承担了什么作用？

　　陈彦：朱老师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对顺子从挑大粪到装台，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这是社会的良知。朱老师对顺子很重要，尽管小说里笔墨不多，但仍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试想，如果没有朱老师，顺子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刁顺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朱老师也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式人物。他在作品中承担的作用，就是没有随着时代大潮的纷纭翻覆，对顺子的人生以及顺子的生命价值，做出错误的判断。

　　读书报：小说对于爱和恨的描写入木三分。顺子对女儿的爱（比如分别找团长、靳导和朱老师，希望他们给菊花一些帮助，继女韩梅出走时他茫然的寻找）；三皮对蔡素芬的爱，兄弟间的爱，包括断腿狗对主人充满灵性的感应……在写这些细节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创作心态？

　　陈彦：一个人的最高生命境界，我以为就是懂得爱。这个爱，不仅是爱情，更多的，是关乎人性的那些东西。爱到最高境界，其实就是一种责任。我写顺子的爱，更多就表现在责任上。顺子不离不弃地领着残疾狗，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狗尚且通着人性，对爱它的刁顺子，表现出了巨大的依恋，人有时反倒不如狗，这里面就有了意思。蔡素芬之所以不能接收三皮的爱，既是人性的高贵，也是做人的底线。他们的生命可能很卑微，但他们都很守底线地活着，这很了不起。因为他们破了底线，也不会受到更强烈而又巨大的社会谴责，他们守底线，我以为就是生命的亮色。

　　读书报：写蚂蚁一章，充满了想象力，简直是神来之笔。而且作品充满隐喻，包括蚂蚁的意象也是非常明显的。您眼中的“蚁族“是怎样的？这一章在作品中有何特别的用意？

　　陈彦：这是我刻意构思的一章，意思都很明显，就是通过“蚁族”的生活，折射出人类“蚁族”所需要的品质。“蚁族”更需要相互关爱，相互协作，更需要人性的温度，更需要抱团取暖。我在小说中写了蚂蚁的三次大迁徙，还有一次是完全的梦境。顺子正是从这个梦中得到精神启迪，不能放弃一起装台的那些穷哥们弟兄。无论怎样弱小的生命，一旦正视了自己的存在，正视了自己的生命价值，那种行进，就有了巨大的庄严感。

　　读书报：小说的阅读中，处处充满辩证和疑问。比如蔡素芬的两个男人，前者刚烈后者窝囊，可是刚烈的死于刚烈，窝囊的仍顽强地活着；寺庙在人们心目中是圣洁高尚的，但是在这里遭到了亵渎；僧人在人们印象中是和善的，但是对顺子的惩罚却缺乏人性……作品是否也凝注了您对于传统文化的诸多思考？

　　陈彦：只有把人物与故事，置身在一种比照中，也可以说是悖论中，才能更好更深刻地看到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我们的传统小说，无论是《金瓶梅》《红楼梦》，还是《西游记》《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都充满了这样的辩证。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人类共同性格的奇正相携。

　　读书报：在您的笔下，女性心理刻画得非常到位，能谈谈您对于女性角色的把握吗？

　　陈彦：其实没什么刻意，按生活的本来逻辑，本来样貌，去描写每一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最重要的是符合人性。最最重要的是：真实，尽量使人物来得真实些。我写的舞台剧，大多数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也许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存在，但目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当然，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还是以一个女主演为小说中心人物的，但愿那时我能有所悟妙。

　　读书报：语言的鲜活和方言的运用，使作品保持了原生态。您对语言有怎样的要求？

　　陈彦：我希望小说语言，是一种最简洁的能够说清事情的语言，不要绕，要生动、明快。我多年的舞台剧创作，其实也是训练语言的过程。那里，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需要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最复杂的事物表达出来，任何拖泥带水，都可能导致观众“抽签”。当然，话有三说，巧说为妙，你要说得巧，说得妙，才会让人物与故事，尤其是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更有意味。关于方言的运用，也需要选择，首先要考虑它传播的可能性，有些太地方的语言，是一定不能用在小说里的，这是很好判断的选择。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在我看来，永远是真理。

　　读书报：陕西的很多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上都非常突出，您的创作也不例外。作为陕军一员，您认为这方水土和创作有何关联？

　　陈彦：陕西有很多小说大家，他们的创作是我学习的榜样。创作与传统有关，这块土地上出小说家，是这块土地的光荣。水土与创作的关联是多重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尤其是这个群体的相互激荡、砥砺很重要。当你的生活场，几乎每天都能遇见文学的时候，你的血脉就会为文学加速流动起来。而当你每天只遇见生意时，你的血管里，怦动的也可能就只剩下生意了。这个很重要，陕西很多文人很清贫，但以文学为生，我们无法抑制自己，不能不像“蚂蚁”一样，加入他们庄严行进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