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作为个人心灵史、时代寓言的抒情长诗——简评《挽歌与纪念》

诗人阎志前后历经十年苦心经营的抒情长诗《挽歌与纪念》读起来显得质朴、厚重、深切、感人，正如诗的题目所预示，它是诗人对一种浓郁怀旧情绪与末日情绪及自身心路历程复杂交缠的诗性抒写。这部抒情长诗完整而清晰的呈现了诗人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如同诗人自己所言：“成长的印象、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瞩望，还有对生存环境的恐慌”），同时，它又是一部时代寓言的症候式诗歌文本。这部抒情长诗的时代寓言性质，是通过诗人在文本中逐步展开的对于工业社会的多层次批判，并最终渴望回归到作为出生地的乡村的文化愿望而得以确立的。长诗将前工业社会式的乡村作为人类生存的终极愿景，从这一点上说，它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对理想社会的某种类型化想象。作者在长诗的后记中谈到，“当然伟大的诗歌也可以是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但我的诗没有这么伟大，没有这么了不起”。并明确声称：“诗是一种个人的怀念，时代的记忆”。在此，诗人自己明确指认出该抒情长诗个人心灵史与时代寓言的特质。

我想说明一下的是，在“个人化写作”几乎成为诗歌“唯一”“合法性”写作方式的当下，这部完成于新世纪的抒情长诗《挽歌与纪念》，洋洋洒洒，由十二部诗章构成，显示出诗人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与艺术探索勇气。下面，试对该诗进行简要的分析。

史诗倾向与追求中的个人心灵史

《挽歌与纪念》勾勒与呈现了诗人的个体精神的流变过程，是一部诗人自我诗性书写的个人心灵史。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诗人的个人心灵史不是个体生命的纯粹表达，而负载了深广的社会、历史与精神内容。它从个人化叙事逐渐过渡到宏大叙事，它最终企图建构的与其说是个人心灵史，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精神命运的巨型寓言。从气质上说，这种具史诗倾向与追求的诗歌写作精神更接近20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精神氛围。

从一开始，诗中的“我”便不是一个绝对个体，“我”被紧紧包含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我”是某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例证，甚至是原型，“我”有着一个时代所应该具有的悲喜爱恨、冲动与颓废、狂妄与忏悔、进步与局限，“我”的思维、言语、行动本质上代表的是“时代精神”。

在若干个世纪后

我们再回望

童年的啼哭

与我们的最初

永存梦中

    （第一部：泪水的完结）

在形象上，史诗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来完成英雄主义的悲剧性历程。“童年的啼哭/与我们的最初/永存梦中”，以回望、俯视的姿态审视人生，天然地使全诗暗中形成一个伟岸的讲述者形象，这正与史诗气质相符，而且其中隐隐带着的悲剧色彩为诗歌的推进开拓了足够宽广的叙述空间。“淋漓尽致的牺牲/从一个悲壮/走向/另一个悲壮”（第二部：成长的个人与群体），这不仅是诗人对爱情和人生的态度，也是读者想象中的史诗气场。但严格说来，《挽歌与纪念》并没有刻意去塑造英雄主义的抒情主人公，它里面的“我”是一个更倾向于现实逻辑的英雄形象：“我终于成长起来/溶进群体之中/我平凡而又高贵/群体中”（同上）。随着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古典史诗中的绝对“崇高”英雄只能成为神话存在，或许“平凡而又高贵”才能作为当代英雄的类型特征被我们所想象与认可。

再来看看这部长诗的结构：

序诗

第一部：泪水的完结

第二部：成长的个人与群体

第三部：无法原谅的爱情

第四部：安魂曲

（第五至十二部分别为：不可收拾的海水、父亲、陷落的城池、交易、宿命的借口、挣扎、岁月、临终的风暴。）

在十二部诗章中，前面这四部显然带着自传色彩，从诗人自己的出生讲到成长，讲到“逃离”乡村而进入城市，讲到非常个人化的爱情故事，呈现个人化的精神成长史。但它绝非纯粹的个人化的心灵叙事，因为一开始，“我”就是被赋予某种群体特征的。到了第五部“不可收拾的海水”，“机器”意象密集地进入到诗里，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始在诗歌中逐渐得到体现：“人类与机器的第三代交配/产生了钴……钴会唱歌/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机器说，他在歌唱人类的黄昏”。末日情绪开始被强调，加重了抒情主人公心灵的荒芜感与苍凉感。

城市无法顾及这一切

我和城市一同成长

“城市”是诗歌中的一个核心意象，这自然也是当代史诗性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在当代诗歌写作的语境中，鲜活有效的“史诗”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之为“现代史诗”，正如诗评家蓝棣之与吴思敬等人所提倡的，“现代史诗”或许可以是抒情长诗，而未必是叙事长诗，它除了足够宏阔的结构以外，必须将现代经验与历史意识在诗歌内部完美交接。从此角度看，《挽歌与纪念》完全可被视为史诗性的诗歌文本（“现代史诗”）。“城市经验”作为现代经验的核心，在《挽歌与纪念》中有深入表达，而它比一般城市诗更厚重的原因在于，它将“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并置在一起，从而更全面传达了现代经验。诗人在诗学上的野心（抱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诗人浓郁的乡土情结，他在《挽歌与纪念》中所刻意表现的是一种回归性的心灵之旅。诗人将乡村（乡土）设置为个人精神的最后归宿地与价值目标，请看“第十二部”的一节诗句：

乡村在我心中

我因乡村而再生

乡村在所有的城市之上

遥远地召唤着我

指引着我

一颗永不平静的心”

在此，“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较量中以“乡村经验”的绝对价值优势而大获全胜，鲜明有力的凸显出诗人的精神立场与审美文化伦理。

梦游与对抗：荒原时代的精神寓言

《挽歌与纪念》的十二部诗章具有同样的结构，每一部均由“梦游”与“紫蜻蜓”两部分构成，二者在诗中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关系。如果说“梦游”是抒情与叙述混杂型的长诗序列，那么“紫蜻蜓”则是一组空灵唯美的抒情短诗。“梦游”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工业时代里俗世生活的日常状态，被“物”异化的俗世生活完全丧失了主体性，行尸走肉般地被操控，生存即梦游。“紫蜻蜓”，作为寄托诗人纯美理想的意象，作为精神的“幽灵”，紧跟在每一章的“梦游”后，与之形成一种外观上的共时性推进，表面上是对“梦游”的参照、回应与提醒，而暗中对抗与解构，它迫使诗歌的一部分力量从“梦游”处转移过来，去除历史、去除杂质，落脚于“虚设”的、超时空的“紫蜻蜓”，而这“虚”正使诗歌把“梦游”的寓言性更推进一步并予以强化。

在序诗中，“逃离”是关键词。

我从梦中站起

走在自己和母亲的反面

…………

我不知道

无依无靠的逃离

是否能够抵达

母亲和姐姐们的山林

从宏观上考察，“逃离——抵达（即回归）”正是整部诗的结构框架，也是“我”的曲折精神历程。这次“逃离”以原发性的“流浪”冲动为起点，从乡村抵达城市。“我从梦中站起/开始向往已久的流浪/麦稞以其光辉/夜莺以其亮泽/将照亮这一旅程”（序诗），这既是对个人生命史开端的书写，同时包含着对人类普遍性“流浪”冲动的揭示。在这里，没有提到“乡村”，但以“麦稞”和“夜莺”为中心的一个乡村图景已经在白描中建立起来，更由于“城市的温情让我驻足”这样的句子而暗示了“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点在“第六部：父亲”中得到印证：“我的出走/源于我的睡眠不足/安静的乡村令我无法熟睡/我总是在半梦半醒之中/构想自己的城”。“城”也因为“乡村”的对立存在而被指认为更“高级”的身心归宿。

“逃离”经由自发的“流浪”冲动，逐渐获得某种文化自觉：“生命开始了/岩石中的蚂蚁开始蜕变/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蚂蚁/蜕变成/一条无知的蛇”，在这个蜕变过程中，“图腾面对我们的奉承/似乎无所触动/图腾摆摆尾巴滑走了”（第一部：泪水的完结）。诗歌将西方文化精神中的“蛇”的原罪意象与“出现在祥云之上”的中华式图腾二者间的界线破开，获得厚重、多义的美学效果。

也就是说，从自发性的逃离“乡村”，到被“图腾”遗弃，个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在荒原般的工业社会（“城”的隐喻）中又是多么苍白无力与微不足道，于是，似乎永无止境的“梦游”开始了：

城市以它独有的冷漠收留我

我栖息在

城市的立交桥下

穿梭的车

如同路边的妇人

吞噬着我

    （第七部：陷落的城池）

我是在梦中开始贩卖

我又要被梦贩卖掉

    （第八部：交易）

诗中的“城市”意象正是艾略特意义上的“荒原”，城市作为阴影式的“庞然大物”与身处其中的麻木、冷漠、微小的人形成一种“空”的关系。在这个“空”里，“梦游”成为最“恰当”的行动方式。“我”始终在“梦”中，在我与“梦”的世界里，已然分不清何者为主体。这是工业时代的人的悲哀。

紫蜻蜓是我们最喜爱的记忆方式

都市的尘埃

掩盖了它展翅欲飞的高度

于是 只有用生存的方式 死亡

于是 只有用死亡的方式 存在

        （第四部：安魂曲）

“紫蜻蜓”由于“都市的尘埃”的掩盖而成为隐性的存在，但作为对美好理想的秉持、对俗世生活的超越、对终极价值的追寻，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它必须焕发出某种对抗性的力量：“用生存的方式死亡”与“用死亡的方式存在”。这种悖论式的存在方式正反映了它在工业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最后的蜻蜓/已经不屑一顾地/向着灰草原飞去/飞去//那么/让我们埋葬//那么/让我们再生”（结语：开始）。在“我们”的沉沦与挣扎间，“紫蜻蜓”走远，于是“我们”被推到被彻底掏空的极限境遇中，也许我们只有死去，才有再生的可能。

当我再次走在

城市

或者乡村

或者欲望的高架桥的残垣边

抚摸是一种无言的伤痛

几个世纪前的故事

如同寓言和神话

被诗人在

二十一世纪的夏日

放声歌唱

直至结束

（第十二部）

十二个章节，十二个月份，这是一个大自然生命的轮回。在中国，人们也许再次进入了一个寓言深刻的荒原时代，其精神命运令人无限担忧。

总的看来，《挽歌与纪念》是一部元气充沛的诗作，诗风亲切质朴，不追逐花哨的诗歌修辞风尚，又不限于对当代生存问题做平面、单向地思考，融入了诗人的独立省察与深刻忧思。诗人浓郁、真挚的理想主义人文情怀令人肃然起敬。人类的精神出路与归宿问题始终是诗歌和文学表现的最高母题。诗人阎志的这部抒情性长诗给了我们诸多深刻有益的启示。虽然，诗中设置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生存方式，理想化的乡村图景能否作为人类的最终归宿也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与探讨。但如果要指出该诗艺术表现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想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提到的，这部长诗更接近八十年代诗歌，所以，它的诗歌语言、意象的生成方式、话语方式，严格说来其鲜活度与新颖感还有所欠缺，这是其不足之处。必要性的调整或更新当下诗歌写作艺术与情感经验，对于中国任何一位当代诗人来说都是很高的要求——恐怕对于这部长诗的作者来说也委实要求过高。说到底，我是希望诗人阎志这部历时十余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能在艺术表现上更加完美。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