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新诗”概念该休止

作者:高慧斌   2016年09月14日 07:38  辽宁日报    1066    收藏

原题100岁了还被称为新生儿是可笑的——

   “新诗”概念该休止 应启用“现代诗”命名


  1“新诗”这个概念应该在百年之际予以休止


  在总结新诗的成就、反思其不足时,可凭“新诗百年之后”这个兼有纪念与悼念的双重名义在内心宣布它的休止……作为一个固有的历史性概念与称谓,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这个概念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


  “一个人,不能50岁、100岁了还称为新生儿,100年来,在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进程中,在举世华人辗转前行的精神呼号中,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创。我们不能永远站在昨天的旧视角上,称我们每天写的那个诗为‘新诗’。这很像一个人改名也需要一个契机”。在总结新诗的成就、反思其不足时,著名诗人、评论家徐敬亚说,一个不准确不好听的名字叫了100年。今天终于可凭“新诗百年之后”这个兼有纪念与悼念的双重名义在内心宣布它的休止。至少在我个人这里:代用结束。他强调说:是休,是止——它只是在现在时的意义下休息,并停止使用。作为一个固有的历史性概念与称谓,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这个概念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

  早在2013年4月,在杭州《诗建设》“百年新诗的精神与建设向度”研讨会上,徐敬亚就正式提出了“新诗”这个概念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在百年之际予以休止。当时,这一命题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认同。会议期间,评论家汪剑钊提议以“现代诗”取代“新诗”的概念。徐敬亚当场赞同。而徐敬亚从1986年主持“中国现代诗大展”时起,他个人一直使用“现代诗”的说法。

  对“新诗”这个词儿,徐敬亚说他感情非常深,不是好,而是深。从1979年开始,徐敬亚在文章中开始使用“新诗”,用了30多年一直非常烦。“几十年的时间,它像一个人物或一种活体,相识、交往、呼称、感受、揣忖,一直不断进行。我内心一直排斥这个命名,甚至讨厌,内心总是认定它属于一个类似赝品的代用称谓。这个破名称,早已风烛残年,在大多数人心中已近僵亡,对之弃用甚至已不必宣布”。

  徐敬亚向记者强调说,中国新诗已经叫了100年,一个不准确不好听的名字已经叫了100年。如果当年认定了“现代诗”这个名字,那可能带来新的改弦更张机会。


  2

  “新诗”概念的更换 曾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新诗”是一位老先生,他应该看到:中国诗歌在其后发出的强烈现代气息,使诗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中华母语之间生出了极尽充分、美妙的语言大试验奇观,他也会为“新诗”作为总代名而愧之


  就“新诗”的这一提法,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诗坛知名人士,比如谢冕、郑敏、叶嘉莹、唐晓渡、西川、王家新、洪子诚、罗振亚、王久辛、杨匡汉等,甚至包括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内,没有一个人对“新诗”的提法提出异议,他们多数指出了中国新诗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语言问题是从新诗初创之际就已存在,到100年后的今天也没能解决。但像徐敬亚这样质疑“新诗”的提法,记者还是头一次听到。

  事实上,徐敬亚要停用“新诗”名称的这个看法或观点,并非一时兴起。他说“新诗”这个名字不漂亮。“在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名册中,有 ‘鸳鸯蝴蝶派’‘撒娇派’,以及枪杆诗、打油诗、非非主义等很多漂亮的命名。”徐敬亚说,“我一直觉得 ‘新诗’ 是一个蹩脚的命名。1979年冬,我最早把这个词放入第一篇评论文章时,便十分纠结。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但感觉它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旧词儿,并且含义不清、模棱两可,令人产生一种绷着脸的、旧社会小媳妇儿似的怪异感觉。此外,由于‘新’与‘诗’这两个汉字之间并不紧密的组合关系、不特指关系,记得当时我曾动了想用括号引起来的念头。”

  徐敬亚说,如果一个概念或词语遭到评论者和写作者的排斥或厌恶,常常会引起写作上的不悦。而如果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性命名,那么写作者的潜意识很可能遭到暗中的不良引导,甚至使其思想产生偏离,导致原本的观点发生变形,这很可怕。徐敬亚说他当年便遭受过这种“意识偏移”。使用“新诗”概念时,他心里的大致范畴总是顽强地指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湖畔忧怨诗”“1949年后的古典加民歌”这两大部分。他说明明知道这是自己狭隘的误读与误解,却没办法,只能一次次在内心不断地随时纠正自己。

  37年前,徐敬亚只是一名年轻学生,对“新诗”这个巨大的公共概念初次使用,“非但不敢造次,内心还有一种斗胆荣登圣坛的僭越感。不过那种内心深深的不甘,相当难忘。令我不愿接受新诗概念的上述原因,后代的诗人们可能越来越难理解。对我们这一代批评家或者诗人来说,内心一直存在着两个很清晰的界限”。徐敬亚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认为的“新诗”概念的更换,其实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一次机会是1949年之后。那时距新诗草创起步只有20多年历史,而且胡适们的“新诗”概念本质上已完全失效。另一次休止点,应该是1976年。那是一次良好的清理机会,最终也没有把握住。此后,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

  “如果‘新诗’是一位老先生,他应该看到:中国诗歌在其后发出的强烈现代气息,使诗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中华母语之间生出了极尽充分、美妙的语言大试验奇观,他也会为‘新诗’作为总代名而愧之”。徐敬亚说他的意思是,“如果当年认定了‘现代诗’这个名字,那可能带来新的改弦更张机会”。


  3

  白话诗的兴起与命名并不是源自诗歌的自然进化状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本土谱系中,人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借助的词语,而最准确的“白话诗”三个字又太浅太白,显然那些大文豪们又不甘心。而这是中国古老诗国特有阵痛中的一处小痛


  对于新诗的命名,徐敬亚表示理解。“今天看,新诗的命名在时间上有点仓促。限于当时诗人寥寥、作品稀少,而且概念的提出与研讨,也显得相当单薄”。徐敬亚说他对此没做过详细研究,但他个人感觉新诗的写作与命名几乎是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在完成,正面与他呼应的也只有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沈尹默等几个人。在创作上,写新诗最早的是胡适。他于1917年2月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有发表记录最早的新诗。在理论上,提出“新诗”概念的也是胡适。1919年10月,胡适发表了《谈新诗》。

  徐敬亚解释,很多人都会以为胡适的《谈新诗》是一篇正规的论文。但实际上只是一篇约谈。那只是一家杂志社为纪念号约胡适写一篇时事随谈,约定1万字。胡适不愿谈政治,而是说了新诗。

  从最开始尝试写白话诗,到不经意间为它命名,时间只有两年多。学贯中西的胡适尽管学养深厚,尽管他在随谈背后也无疑进行了一些思考,徐敬亚认为这个新兴艺术品类过于短促的履历以及过少量的作品,仍使胡适像一个今天自吹自擂的业余作者。写诗、评诗、谈诗的水平,均很一般。

  对此,徐敬亚也深表同情,他认为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胡适的手边确实没有太多的新诗创作文本作为依托。更多的例子,胡适只好不断拿出自己当时还没有出版的 《尝试集》中几首短诗作为谈资。说到“新诗”时,胡适甚至很不自信,略带心虚地在前面自缀“所谓”二字。

  新、诗——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坏词儿。但组合起来之后,让人觉出一种不自然的别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由于“新”字吗?徐敬亚说,从词义上看似乎又不是。为此,他特地查了《甲骨文辞典》,才知道在古汉语里“新”这个字反倒挺古旧,甲骨文里有好几个版本的“新”。《说文》 分析其中两种类型时称:“新,象以斤斫木之形。从斤,从木,从石。”又说:“斫击也,从斤,石声。”

  “也许正由于其中暗含的‘斫’意,泄露了那个特殊年代,也即新诗诞生之初的杀伐、激进、断裂的大背景——在帝制时代,中国诗没能完成由古典向白话的转变”。由此,徐敬亚认为,中国白话诗的兴起与命名,并不是在和平的、顺畅的、源自于诗歌创作本身生发出来的自然进化状态,而是起自革命式的断裂与叛逆。用“新”这个含有时态性的形容词来修饰“诗”,并以此为中国白话诗的总体命名,似乎并非胡适的本意。

  当年的先驱者在急欲站稳脚跟的、与旧文学强烈断裂的欲望支配下,为了争得自由创作的合法性,也曾尝试了多个概念:新诗者、新诗国、新诗派、新体诗、语体诗……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本土谱系中,人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借助的词语,而最准确的“白话诗”三个字又太浅太白,显然那些大文豪们又不甘心。这是中国古老诗国特有阵痛中的一处小痛。因为千年的格律古诗词太过强大,正如伍明春所说:为什么没有“新小说”“新散文”就是例证。

  “不管胡适有多少局限,都应同情这个伟大人物遭受到的尴尬”。徐敬亚说,胡适所面对的困难与屏障,一点也不妨碍后人对他的崇敬。读100年前他的文章仍然与今天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而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与胡适生活在同时代的那些固执的老学究们的思想,要远比胡适老旧多少倍。当时,甚至有人舍不得把“诗”这个字眼儿给予新诗。今天看来他们出的主意显得非常可笑,他们竟主张“新诗”叫什么“俳句”或“燕语”。根据是“中国自古无无韵之诗”。可见,一个小小的韵他们多么在乎,又多么不想丢弃。当强大的古诗词尚未死亡之际,白话诗歌能争得一个命名已经属于恩赐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敬亚认为新诗概念应休止。这里他指的是休,是止。“叫不叫新诗,批评家们最在意。而对于诗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在徐敬亚看来,重要的是利用这个百年之机,重新审视一下现代诗。任何事,只要认真地想过一次,就构成一个界限。

  

观点1


  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创。我们不能永远站在昨天的旧视角上,称我们每天写的那个诗为“新诗”


  观点2


  如果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性命名,那么写作者的潜意识很可能遭到暗中的不良引导,甚至使其思想产生偏离,导致原本的观点发生变形


  观点3


  中国新诗已经叫了100年,一个不准确不好听的名字已经叫了100年。如果当年认定了“现代诗”这个名字,那可能带来新的改弦更张机会


  观点4


  中国白话诗的兴起与命名,并不是在和平的、顺畅的、源自于诗歌创作本身生发出来的自然进化状态,而是起自革命式的断裂与叛逆


  观点5


  叫不叫新诗,批评家们最在意。而对于诗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观点6


  重要的是利用这个百年之机,重新审视一下现代诗。任何事,只要认真地想过一次,就构成一个界限


  人物简介


  徐敬亚

  诗人、批评家。1949年生。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1986年发起并主持了“中国现代诗大展”,主编《中国现代诗大观》。2005年受聘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曾获第三代诗歌“终身成就奖”。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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