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人物简介：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 　　

讲授写作、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等方面课程。2002年在中文系教授任上退休。1991-1993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2009年至2014年，先后任台湾彰化师大国文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我的阅读史》《学习对诗说话》《阅读经验》《材料与注释》等。 　　

主编（或共同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朦胧诗新编》《第三代诗新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中国百年新诗大典》《百年新诗选》等。

观点1：《时间和旗》《为美而想》这样的书名，多少体现了编者对百年新诗与历史的关联以及艺术构型上走向的理解

观点2：仅就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而言，新诗诗人在接续“千载诗心”，唤起、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上，有难以抹煞的功绩

观点3：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观点4：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微”的小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

观点5：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但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观点6：在均质化的当下生活现实，个人人格的诞生和成长仍是诗、文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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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诗百年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透着无奈

　　百年的新诗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新诗经受的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作为新诗语言的现代汉语存在的问题，这个压力更为持久

　　“新诗诞生已经百年，需要回顾、总结。这一二十年来，已有不少纪念性质的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召开，相关出版物也在不断推出。以我的经历而言，参加的纪念研讨会已有三次。最早是1997年在福建武夷山的现代汉诗百年研讨会。第二次是2005年8月北京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规模更加宏大。去年10月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新诗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还郑重宣布，这只是开始，系列的纪念活动还将陆续举行。看来，对于与布满裂痕的世纪同行，并且也充满歧见与争议的新诗的回顾、清理，延续时间会相当漫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洪子诚教授是中国新诗的研究者，也是新诗“当代”部分的见证人。他热情答应参加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的讨论，对记者采访提出的诸多问题，不顾刚从台湾归来身体上的劳累，积极予以回复。从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开始，他就关注新诗。在北大任教的五六十年中，持续讲授有关中国新诗的课程，包括新诗史、新诗理论和诗人创作，以及当代新诗现状等。他还和学生一起，讨论如何看待上世纪90年代诗歌，如何读诗，以怎样的态度和诗对话：部分讨论成果，结集出版了《在北大课堂读诗》等著作。为表示对百年来两岸新诗诗人的敬意，2013年他和程光炜教授共同担任30卷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的总主编。他和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等学者主编的“百年新诗选”，去年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部诗选上卷　《时间和旗》，下卷《为美而想》，书名分别采自唐祈的某部诗集和骆一禾的某首诗的名字，共选入大陆、台湾、香港109位诗人的579首作品。

　　洪子诚告诉记者，起《时间和旗》《为美而想》这样的书名，多少体现了编者对百年新诗与历史的关联以及艺术构型上走向的理解。犹如冯至《十四行集》写的，诗人以“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试图以语言和想象力来承担历史的苦难和荣光；并将这些承受、体验，“保留在这面风旗上”。因而，“为美而想”的“美”，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意义的美丑：面对错动变革的时代，要在诗中“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新诗显然加重了它思考、玄学以及“非诗”的“混杂”的艺术因素。

　　“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新诗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在洪子诚看来，其中颇为尴尬的是，百年的新诗却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上世纪40年代林庚在　《诗与自由诗》《甘苦》　等文章里说到，危机来自灿烂辉煌的古典诗词巨大“背景”的笼罩，使新诗的探索者“接受着一般只愿读那烂熟了的作品的人们的骂”，又让有的探索者往往中途折返，“迟早”又回到做古诗的路子上。林庚说，古典诗词“这文化的遗产”“真有着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

　　洪子诚认为新诗经受的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作为新诗语言的现代汉语存在的问题，这个压力更为持久。在一些人看来，新诗（新诗诗人）一开始就犯错，就陷入歧途，至今仍未走上康庄大道。在这样的估计下，“危机”“困境”和“出路”的旧调，每隔若干年就要重弹。诗人和批评家也被迫絮絮叨叨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对新诗百年的漫长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透着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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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在这个世纪，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作为“新创”的文学、文化实践，与革命、战争、社会变革、政治动员紧密相连，在现代感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塑造中有难以忽略、替代的地位

　　“和严厉有时粗暴的质疑者不同，我认为诗人这一百年做得并不差，甚至可以说足够好”；至少是他们相当辛苦、努力，事实上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优秀的新诗诗人。洪子诚说，百年新诗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20世纪新诗”。在这个世纪，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或臧棣说的“特殊的知识”），作为“新创”的文学、文化实践，与革命、战争、社会变革、政治动员紧密相连，在现代感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塑造中有难以忽略、替代的地位。即使仅就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而言，新诗诗人在接续“千载诗心”，唤起、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上，也有难以抹煞的功绩。为此，洪子诚引用吴晓东的话作为这一观点的支持：

　　“中国的上百年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艾略特那样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新诗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和干涸。”洪子诚说，吴晓东的这番话可能会被认为是夸张、情绪化，却是讲出了他自己的阅读经验。

　　洪子诚说，在上世纪50年代，当新诗被认为必须另找出路（当年开出的药方是“民歌加古典”）时，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提出，新诗的传统也应该是一种传统，意思就是不能抛开这一“传统”另找出路。距何其芳们委屈的辩护又过去半个多世纪，可以无需心虚地说，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有了不少成就卓著的诗人。它自然还存在与古典诗歌关系的处理难题，但它既无需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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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并非全是对　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

　　“边缘”是需要诗人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争取、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洪子诚在八九年前写过一篇谈新诗边缘化的文章。他认为，他说的“边缘”，并非全是对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甚至可以说，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和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来说，“边缘”是需要诗人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争取、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洪子诚讲这番话的时候，新诗确实遭遇了“寒冬”。批评家对当时诗歌状况有这样悲凉的描述：“灯光暗转，帷幕放下，剧情已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真的进入了黄昏与黑夜”（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那时奥登的“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特别是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的“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被广泛征引，成为诗人、研究者对诗的性质、命运、功能的辩护词。在征引者心目中，“无限的”这个定语既是在提示“少数人”的精英性质，也是在指明诗被“少数人”把握之后可能产生的能量。

　　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诗歌界欣欣向荣、热闹起来了。诗集出版的情况有了改善，武汉还成立了专门出版诗集、诗歌批评论著的出版社。“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拥有大量的订户。各种各样与时序节气、与节日、与庆典、与旅游、与企业营销、与城市名片推广挂钩的诗歌节、诗歌日、诗歌夜、诗歌行、诗歌酒会、诗歌联谊会、诗集首发式、研讨会，从年初到岁末，从北到南接连不断，以各种名目举办的诗歌评奖每年至少有四五十宗。诗歌除了阅读、朗诵，也在积极尝试与音乐、舞蹈、戏剧、影像、服装表演等联姻结盟。有声望的诗人和批评家情愿或不大情愿地奔走、穿梭在各种诗歌节、研讨会、评奖典礼上。

　　洪子诚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样的力量推动，更多的人读诗，关心诗的写作、传播，总是件好事。不过，他担心的是，在“没了危机”，或“危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焦虑的时候，也浮现了一些需要关注、思考的新问题：“如果不耸人听闻地说‘新的危机’的话，我想到的、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网络、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它既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也可能导致诗歌的标准、门槛的下降，影响诗原本已存在的公信力。而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　‘微’的小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开掘被掩盖的潜能，由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互通和互补的可能性，因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往、渗透，总是新锐探索者的着力点之一。艺术分类自然是历史现象，它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但这种分类也仍有其根据。设想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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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对诗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有了分化

　　诗的应酬交际、娱乐游戏等内容和功能得到凸显，这既是对古典诗歌文化“传统”的一种承接，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给出的文化发展指向

　　作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和历史变革、社会进程、语言“再造”构成的那种“时间焦虑”，一直成为它的内在素质和驱动力。新世纪以来，对诗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显然有了分化。在一些诗人的观念里和展开的诗歌现象中，可以发现诗的应酬交际、娱乐游戏等内容和功能得到凸显。洪子诚认为这既是对古典诗歌文化“传统”的一种承接，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给出的文化发展指向。这种情况，“新文化”理念的秉持者肯定忧心忡忡，另一些人却认为是诗摆脱困局走向“大众”的坦途。但诗人姜涛的提问也值得我们思考：挣脱时间焦虑和历史紧张感的诗人，“会否成为秀场上红妆素裹的先生女士”，诗歌成为时尚的消费品？

　　在均质化的当下生活现实，个人人格的诞生和成长仍是诗、文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洪子诚的疑问是，我们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和个人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获得、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大众”的距离所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无限的少数人”这个短语，在新诗“没了危机”的时代，也可能还存有它警示和慰藉的力量吧？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