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对于当今时代诗歌批评的主体而言非常重要：其一是态度，其二是能力。关于态度，简单地说，诗歌批评的从业者还是应该更纯粹一点，看得高一点、远一点，尽量避免被现实中的圈子所影响，避免受到现实中利益因素的影响，如果要说利益，诗歌本身的利益才是诗歌批评最高的、惟一的利益。关于能力，面对当前庞杂的诗歌现场，我们的诗歌批评应该具有穿透性、超越性，面对真问题、研讨新方案，应该努力找到自己的语言，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应该践行一种对话性的诗歌批评，应该具有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能力，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共同提高。如此可能达致一种更为理想的诗歌批评状况，对诗歌与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好的作用。

当前的文学批评可谓危机与活力兼有，在这其中，诗歌批评是比较特别的分支，它既体现着当今文学批评的一些普遍性征候，也有其特殊性甚至封闭性。在各种文体里面，诗歌批评恐怕是分歧最明显、共识最少的，近年来诗歌批评界不但“唇枪舌剑”而且“拳脚相加”，不只“动口”而且“动手”，很热闹、很喧哗，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很荒凉、贫乏，格局不大，层次不高。谢冕曾以“丰富又贫乏的年代”来讨论1990年代的诗歌，在我看来，以“丰富”与“贫乏”来描述近年的诗歌批评大概也是准确的。

网络时代的繁荣与失序

谈论当前的诗歌批评，恐怕还是要从1990年代谈起，因为现在诗歌界的基本格局是由90年代诗歌所奠定的，至少是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大致是比较平静、波澜不惊的，即所谓“个人化写作”时期。这种“个人化”当然也是在潜滋暗长着不同的诗学态度、立场与风格取向，它跟20世纪80年代相比是更内在、丰富、多元的。这其中当然也会有矛盾、分歧，并在1999年的“盘峰论争”中爆发了出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两大“阵营”。这两个群体之间确实代表了诗歌界两种不同的写作路向，其中既有诗歌观念、诗学立场的不同，也有人事交际、“利益分配”等因素的影响。“盘峰诗会”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它是对于此前诗歌格局的打破，是一次分裂、终结，更是一次开始。尤其是遭逢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新世纪诗歌的确出现了诸多新的特质，进入了一个“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要讨论影响新世纪诗歌最为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应该是：网络。网络作为新生事物在21世纪之初进入“寻常百姓家”，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网络对于诗歌的改变也是全方位的，使得诗歌从创作、发表、评价、反馈等的整个生态链条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极大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批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诗歌批评产生影响的主要场所已经转移到了网络上面，其主要形式也由论坛（BBS）而博客（BLOG）而微博、微信等数度变化，从及时性、便捷程度、交互性、传播的效率和效用来讲，网络的优势都是明显的。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所在，在近年的诗歌体量已经相当庞大的情况下，诗歌批评也进入了一个多元、混乱、分化、弥散、各说各话、缺乏共识的时期，一方面是繁荣、丰富，与之相伴的则是失序、失效，其长处与不足是同样突出的。

诗人批评与学者批评

从近年来诗歌批评的主体身份来看，可以分为诗人批评和学者批评两类。诗人同时进行诗歌批评当然有其不可替代之处，他们有创作经验，深知创作的甘苦，对于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可能都会有独到的地方，但是诗人批评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诗人自己来写诗歌史、诗歌评论著作，比如钟鸣的《旁观者》、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杨黎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等。其中包含了作品、评论、日记、书信、照片、访谈等，篇幅很长，有的达到上百万字。这样的作品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史情结和焦虑，所谓“强行入史”，强行进入诗歌史，也包含了对于学者、研究者的不信任，故而他们要自己动手、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时间的修辞中凸显自己的位置和重要性。这样的作品保留了丰富的、毛茸茸的细节和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是一种见证式、细节式、做加法的文学史，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应该看到，其对于材料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很难保证一定真实和准确，其论说与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对自我的美化和神圣化，难以完全摆脱为自己“加冕”的嫌疑，这些作品作为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看待的话是需要进一步的辨识和审视的。诗人批评中这样的现象虽然看起来是个案和特例，但实际上也有其普遍性。当今诗歌界的圈子化现象非常明显，诗人批评同样如此，以圈子、友朋之间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的甚至演化成了敌/我意识，对于朋友，哪怕写得不好或者不那么好，也会进行猛烈的夸赞，对于不是朋友甚至是对立圈子的诗人，那就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哪怕其写得很好也可以视而不见甚至进行猛烈批评，其中的主观化、情绪化的倾向是比较普遍的。

另外一种是学者的批评。学者的批评按道理应该比较中立，更为客观和理性，但是现实情况也不尽如此。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文学批评很难完全摆脱人情因素的影响，对于诗歌批评尤甚。由于诗歌界分化为一个个的小圈子，诗人与诗评家之间往往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双重身份，如此难免影响到诗歌批评工作的独立性。甚至不客气地说，现实中一些学者、诗评家的批评已经成为了一种寄生性的写作，成为了评论对象的无原则的鼓吹者和利益代言人。学院早已不是象牙塔，学者的批评也并未显出真正的专业性和学理性，恰恰相反，人情批评、面子批评和红包批评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在面对诗人个人的评论时尤其明显。

如上所谈的许多诗歌批评可以称为友情式、交际式的批评，严格意义来讲它们并不是“批评”而是“表扬”，是诗歌同人或者诗歌圈子内部的道贺、鼓舞、互相取暖甚至互相吹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批评可能是缺席、缺失的，普遍性、大面积存在的是诗歌表扬。真正写得好的诗人诗作当然值得表扬，但是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写作值得表扬，恐怕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更重要的，这种表扬的背后可能是有利益关系的，这个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金钱，也可能是友情、友谊、人际关系等，因为它们也可能是利益的变身，可能转化为利益。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的确是诗歌的“批评”，一言不合就“开撕”的也有很多，尤其是在诗人之间。但是这种批评绝大部分可能只是情绪发泄、党同伐异，真正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深入讨论诗学问题的极少。故而，总的来看，当今的诗歌批评生态恐怕难称健康和理想，其情形的确不容乐观。

对话性及自我反思能力的缺失

而今的诗歌批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其中也不缺乏火药味和争吵，但却缺少对话。诗歌批评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原子式的存在，只是在小圈子的内部展开，不同圈子之间要么没有关系、不产生摩擦，要么就是人身攻击、破口大骂，真正心平气和、互相尊重、在诗歌内部讨论诗学问题的对话极少。对话性的缺失使得当今的诗歌批评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孤岛”，失去了公共性和介入时代现实的能力，这也是造成其失去读者、影响力日益衰微的原因之一。

当前的诗歌批评大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网络上的、即时性的，以评点式、印象式为主，特别是在口语派、民间派的诗歌圈子中比较流行，它的长处是比较直接、活泼、接地气，但是也很容易表面化、情绪化，比较单一和贫乏，不够深入，不够稳定和系统。另外一种是学院派的诗歌批评，学院派更重专业性、学理性、知识性，但也容易被学院的评价体系和自身的精英趣味所束缚，容易成为狭隘的知识生产、学院八股，从而失去对于诗歌现场的敏感性，不够开阔和有力。总的来说当代诗歌批评内部还是欠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能力，这实际上也是自我学习的能力，通过自我学习达到自我修正、自我提高。如果有这样一种氛围的话，当代诗歌批评的水准当可有所提高，关于当代诗歌的分歧也会少一些，可能达成的共识也会多一些，这对于诗人群体的公共形象和当代诗的影响力来说也是多有裨益的。

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对于当今时代诗歌批评的主体而言非常重要：其一是态度，其二是能力。关于态度，简单地说，诗歌批评的从业者还是应该更纯粹一点，看得高一点、远一点，尽量避免被现实中的圈子所影响，避免受到现实中利益因素的影响，如果要说利益，诗歌本身的利益才是诗歌批评最高的、惟一的利益。关于能力，面对当前庞杂的诗歌现场，我们的诗歌批评应该具有穿透性、超越性，面对真问题、研讨新方案，应该努力找到自己的语言，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应该践行一种对话性的诗歌批评，应该具有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能力，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共同提高。如此可能达致一种更为理想的诗歌批评状况，对诗歌与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