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某种程度上是时间向前推进的一种自然结果，时间演进，传统自然也不断延伸。每一个当代诗人都处在自身的语言传统之中，那么，这种语言传统究竟如何作用于诗人个体写作时的发现、发生和经验呈现，它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新诗又是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统？种种问题，在日前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扬子江》诗刊、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承办的“首届中国江苏·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上得以阐释、讨论。

“创造的秘密——诗人在其传统中”，是本届讲坛的主题，吉狄马加、叶橹、欧阳江河、王家新、商震、雷平阳、罗振亚、敬文东等八位诗人、诗评家，共同探析传统与当下诗歌内在的关联。

语言是每一个诗人在创作中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于诗歌写作而言，自身文字所形成的诗歌传统，往往是诗人们必须要坚守的东西。”吉狄马加是浸润在汉语和彝语两种语言里的诗人，两套语言传统注定了他的诗歌写作具有更复杂的意味，“这十年来的写作我比较自觉地关注，怎么能回到民族本身的史实，怎么从自身的民族诗歌中吸收特殊的表述方式，甚至特殊的哲学观、理念这些问题”。正是在写作中回溯到彝族人对自然的隐喻性的哲学表达中，回到彝语的诤言谚语中，回到彝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中，他回到了一个诗人“精神的源头”。

诗人在其传统中书写，并不容易。“诗人对传统的认识变成一种自觉的话，不应该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怎么能把你的个体生命经验、把你的民族甚至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整体经验，和传统结合在一起。”吉狄马加表示，当诗人们以此来进行写作的精神创造后，中国新诗必然会形成新的传统。

很多时候回到传统是从语言开始的。如商震所言，语言对于诗人而言，是一根系着他与世界的“脐带”，这是一根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语言脐带。由此，敬文东也提出，我们当下的诗歌如果想要和传统发生关系，可能也还是得从语言出发。“如果语言有自身伦理的话，古代汉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自带沧桑感，另一个则是感叹，白话文运动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拿视觉性的感觉来冲击围绕味觉组建起来的汉语，它将汉语技术化、科学化后得到了现代汉语，无论现代汉语有多少缺点，但它确实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表达清楚。”重新考虑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的关系，或许由此更能厘清诗歌传统在个人写作中的发生、呈现。

当代不乏从传统中寻求古典语言的诗人。王家新认为，诗人昌耀即是一位典型代表。“他很自觉与中国古典接通，大量运用到古语，语言文体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带有新古典的特征。”运用古语，当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这是在唤醒诗人感知的主语，获得一种新的视野，这不仅是语词句法上的，更是全部生命上的转变，语言从生命中生长起来了，诗歌也就有了新的境界。

在雷平阳看来，身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现场的人们都有所觉察，诗人们仿佛置身在了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中，狂飙、尖锐、狂风、毁灭、审判、对抗、绝望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少见的词汇，正成为风暴中的重要力量。诗人们被裹挟其中，没有文字安全感，审美标高一再降低，真相或真理的能见度因狂乱没有变得更加清晰。所以，诗人们需要将目光又一次转向汉语传统诗歌的古老疆域，从传统诗章中敏锐而又有效地再次开掘出“诗歌的永恒品质”。

诗人在语言中穿行，当公共话语共同震颤出一种频率时，诗人们如何寻找到自己的个人话语，在叶橹看来，寻求古典似乎也是一种方式。“诗歌语言意义上的变迁，不能只在我们这个时代近距离的现场里去看待它。”欧阳江河更愿意将传统作为诗歌内部机制中的一节，如果把诗歌看作一部交响乐，那么在这个交响乐的机制中，任何一个声音进去，都会被其他的和弦共同变成复调的节奏，当传统穿过诗歌的内在机制时，它连同诗人所有的思维，变成一首诗人经验的整体表达。

事实上，传统在语言之外，给予了中国新诗更多。罗振亚以1990年代开始的“杜甫热”为例，探讨古典传统对于中国新诗潜隐的、内在的、也更为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杜甫的重新认识，意味着诗歌开始转向‘及物’，重新建立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这种关联，罗振亚将其归结为，杜甫“以时事入诗”的特质，和敢于担当的人格，启示着当代诗人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诗意，贴近、切入现实和人生的中心；同时，杜甫融叙事于抒情的“叙事”尝试，也成为19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的一个显辞，将以往的词意象置换成了句意象、细节意象，人物、性格、场景俱有，动作、心理、对话兼出，显示了诗人对复杂生活对象处理的能力，拓宽了诗歌的宽度，这也正是中国新诗形成的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