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偶阅《古文观止》，突然看到一篇奇特灿烂文字，翻过来看原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年岁渐长，经常翻出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把屈原和贾谊的辞赋拿来反复吟咏，发现其气势雄强，音节悲壮，回环曲折，无不尽意。每次读毕，都有蝉蜕尘埃，遗世独立之感。怪不得《世说》里王孝伯说：“但常得无事，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屈原文章与酒同下，“胸次全无一点尘”，颇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酒神狄奥尼索斯“对命运说是”的气概。这才算是真正的名士嘛。洎细细读过《史记》里的这篇列传，才对屈原贾谊的生平有更深的了解。

通过太史公对屈原辞赋的平章，我们窥觇到中国文化脉络中一种非常隐秘的诗骚传统。我借用诺瓦利斯的说法将其称作花的精神。花这般渺小柔弱，根本无法与命运的抗轭，飘茵堕溷，谁能知道其结局呢？然而就算难以改变命运，就算“荃不察余之中情”，就算“众不可户说”，就算颠沛流离，就算天地间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世上还有美，“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花也从不放弃对自身内美的修炼。“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花命定要成为美的，不为政治意义上的魅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繁衍。这是天地之间一种无言的美的理想。

花对命运会怨。他怨的是“众不知吾之异采”，怨的是“莫知余之所有”，怨的是“孰知余之从容”。花之存在，乃是为了在生命中有一刻内在的美好能够自身绽出。他守护着自己纯洁的美的理想。世人不容，哲王不寤，奈何奈何？“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宦海沉浮，人生坎坷，迷阳却曲，我的美究竟何处绽放啊？文章。这不免让我联想到北岛《零度以上的风景》中的一句诗：“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

我们终于懂得了，贾生为何如此伤吊屈原的命运，而太史公最后又如此伤吊屈原贾生的命运，此乃是惺惺惜惺惺啊。“何必怀此都也？”都，美好。这一问，屈原向天提过，渔父也向屈原提过，如今贾生也要起屈原于九泉之下而问之。这一问，不只是向屈原一问，更是贾生悲切的自问，太史公的自问，古往今来的花的自问！我为何要持守岳然的节操？我为何存在啊？命运这个暴君，我要如何承受？花归属于天地，生于斯、死于斯。人言有声，天地无声。花之美，正是天地最欢快的歌唱。我们只能对命运——必然的旅程——说是，谣诼、远谪甚至极刑，花会绝望，但决不会服输：越绝望，就越要不可思议地开放。当然“对命运说是”和反抗命运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我在这里的意思是将命运如其所是地承受下来。正是由于将命运全盘接受下来，才会以最惊人的方式反抗无涯的命运。这就是肯定中的否定，就是对美的自身价值的最高肯定。

这之后我们在三国时期诗人阮籍那里隐隐听到了这花的精神的共鸣。“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咏怀诗》第54首），“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咏怀诗》第79首）唐代诗人李商隐，则是花的精神的真正继承者。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说，“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此洵乃灼见。“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虽然花已残，花的美将逝去，对花的美的追求却也永远不会停止。美是不会死亡的，反而借助死亡花获得了美的永存。他永远留存在记忆中。美留存，在诗人的记忆中，百姓的记忆中，或者上帝的记忆中。

《屈原贾生列传》是《史记》中最应高声读出来的篇章。“诗歌乃是灵魂的投身（engagement）”（巴什拉：《空间诗学》），并且灵魂最好地体现在诗歌的音调和韵律上。当我反复读这篇列传时，一种感觉紧紧攥住了我整个人。巴什拉对此有很好的表述：

《史记》经常给予我这样的感受，每当读完一篇，不管是《本纪》《世家》还是《列传》，都有一种深深的震撼，我仿佛重新睁开了儿童的双眼，以全新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史记》不仅是史，同时也是诗，更是花的精神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