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里/活柱有时发出模糊的话；/行人经过象征底森林下，/接受着它们亲密的注视。”（波德莱尔《契合》，梁宗岱译）法语中的森林（forêt）是阴性词——“把所有具有魅力的、柔和的，超越了过分单纯的阳性名称的”⁽¹⁾用阴性来表示，在波德莱尔的诗中，万物、身体官能和词语之间相互的呼应、回响与融合正是发生在这阴性的森林里，它们也等同或契合于森林在广阔时空中的某个局部或某一面相，譬如它新嫩如“孩肌”的未来，或是“腐朽，浓郁，雄壮”的过去。这片绵延的森林隐喻着自然、身体和写作共同生成的幽暗与浩大，前人留下无尽的“模糊的话”呼唤着那些望气与吐纳的后来者，他们进入森林，遭遇“森森”幽暗，邂逅浩大的“金色”：“苍穹广大，周遭林木/森森，辉映落日时分无垠金色。”（茱萸《穹森的黄昏》）最终也成为森林的局部与面相。对后来者而言，他们要去回应的灵氛与回声既羁绊着前人的幽灵，也来自于同他们一同踏入这片幽茫森林的友邻。

幽灵与友邻都是茱萸在生活和写作中要“悦纳”的对象。现实中的友人被簇拥着“围裙加身”，在厨房“兵变”的狂想曲中翻覆出“盛宴”，犒劳众友（茱萸《厨房超人——给诗友倮倮》）。现实中的诗人乐得“省下睡眠，惊喜于俊友的博闻”（茱萸《谐律：桃花潭》）。美食、美景、艺术与友爱，如“节日般丰盛”（茱萸《碧城三首·其三》），茱萸不避讳于从这般的丰盛中采风：“大家采集到的风是鼓胀的，/足够充满船帆；言谈则是/热闹而得体的，足够让那场/延续六百年的航行不寂寞。”（茱萸《采风与座谈——兼致诗人龚璇》）诗人笔下的酬赠与游尘确乎有他阅读与想象中的古人风致，尽管现代人的旅行、小圈子交游以及学院同行的往来不乏令人疲惫的热闹和枯燥，茱萸却能够游刃有余地悠游与畅想，他极擅长“诗可以群”。作为茱萸的同龄人以及往来并不频繁的朋友，我会更有感于我们代际之人在友邻关系中普遍的分寸感，“热闹而得体的”恰好适用于作为友邻的茱萸，但他的亲和力绝非流于表面的圆融世故，窃以为克制和得体深深地牵系着冷眼、嗤之以鼻和不易察觉的凄惶，当然这些也并不能掩盖他的善意——“但凡存在互有善意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说这里有友谊。”⁽²⁾脆弱而社恐的现代人不免对社交过度防备，甚至将之视为内耗，人们为自己形塑出孤独、冷漠的外壳，内里又包裹着热烈的对“群”的渴望。我们都向往和而不同的“声音共和”，尤其是经过那些如履薄冰的时刻后，“稀松平常”的相聚早已布满生离死别的印记：

无忧的相聚就在眼前

甚至离得更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我们中还有那个

业已离去的人的一部分份额。

乐曲、形体、图像、灯光，

读诗的嗓音和倾听的耳膜，

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初夏午后

——茱萸《声音共和——为拉家渡和广州聚会而作》

在社交和友邻的天地中，初时的嫩芽已成葳蕤，茱萸自信而从容地从热闹的芬芳中撷取诗歌与友谊的浆果。友邻们在夏日“穹森”⁽³⁾中的呼唤和应答织就此刻“无忧”的相聚，正如很多年前古人们的那场“最初的绮宴，铺陈完美，刚露出一角/绸缎细密的织纹。”（茱萸《庾信：春人恒聚》）然而，无论在“最初”的过去，还是“阔别三年”之后的现在，露出一角的并不只有铺陈完美的友谊盛宴，还有流离与死亡的阴影。正如田晓菲所言：“宴饮诗歌似乎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人生无常的想法迫人转向饮酒作乐，还是乐极生悲，在酒宴高潮时想到了欢乐与人生的短暂。”⁽⁴⁾在茱萸的诗歌里，亡故的友人和过去时代的幽灵（阮籍、庾信、杜甫、李商隐、郁达夫、张枣、燕卜荪、索尔仁尼琴……）出现在愉悦的交游与宴饮时，不断地提醒诗人欢乐有时、“繁华有时”“衰落有时”（茱萸《运河往事》），流离、困厄、生的责任与死亡的阴影有时。幽灵是友邻的影子，热闹的穹森下是森森阴影，它们都自幽茫中发出呼唤，于是“信的格式、礼节性问候及鲜亮的汉字，/都陷入真正的忧郁，被晦暗包围——/在死亡接踵而至的建安年。”（茱萸《曹丕：建安鬼录》）——也在眼前看似“无忧的相聚”时。得体的言行、优雅的交游以及鲜亮华美的文字不断地接受着来自死亡的考验：所有的生者和死者，我们的友邻与幽灵，“那么，我们回到共同的宴会上来？”（茱萸《曹丕：建安鬼录》）看看我们将一起织就怎样的生存境地？

二

神指示“要爱邻如己”，先哲把完善的友谊看作彼此之间高贵品质的体现。不如意的尘世显然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和哲人的教导。在历史中，友邻关系崩溃之后极端的反人性行为令人触目惊心：1941年，波兰的一个小镇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杀死那1600名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相反，如今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也都知道，杀死这些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邻人。”⁽⁵⁾“例外”情况下的友邻关系如此脆弱，这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它所缺失的爱与德行（如神与哲人指示的那般）对维系基本的、安全的共同生活的意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共同生活是“通过语言和思想的交流而发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共同生活在人类这里才是可理解的，“不是如同畜生那样，只是以同样的饲料一起喂养。”⁽⁶⁾对个体而言，邂逅、感受、思考与践行友邻关系中的种种是我们对于共同生活最微小的尝试，这种尝试又无比深切地关系到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重新审视。“友情呢？它兴许会递过来/半截助燃的枯木，一个远行的由头”（茱萸《刘过：雨的接纳》）每个人封闭于孤独中的自我在无尽地凋零与萎缩之后，如同枯木，以友情之名的“递”使得对自己无用的自我助燃了另一个人的渴望。“枯木”化为“由头”，而“友情”正是点化出“由头”的生机，音韵的呼应暗示并开启蜕变的生机，倘若这不是出于诗人的精心安排，就是词语之间宿命般的互相成全。正如人和人之间，我们都时不时地成为“递”与被“递”者，在这个循环中，我们呼唤彼此，如孤独的苦韵与枯木的枯韵相互渴望与点燃，直至化为新生的新韵——那远行的由头。借助友情的成全，自我和世界将在生命这场远行中更丰富地展开。希尼说：“（诗歌）面对历史性杀戮的残酷，它们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它们证明我们的独一性，它们开采到并标明埋藏在每个个体化生命基础上的自我的矿石。”⁽⁷⁾在茱萸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条脉络：自我觉醒并通过写作开采到自我的独一性，这原矿经由友邻（乃至更广阔意义上的共同生活）的冶炼而成为具有丰富可能性的材料，诗人取材于此并精心制作出他的“九枝灯”。灯光照亮物事隐藏的快乐与华美，呼唤着友邻共赴盛宴；灯影则提示着那些依然耻为人知的隐匿痛苦——那些挫败与羞愤的呼救，曾（正）发生在生命与共同生活的紧急时刻：“然而我们目睹过你的逃亡，它带着/柔弱而细腻的宫体嗓音在呼救。灯影/细微的摆动，足够清扫挫败感仅有的/残渣”。（茱萸《庾信：春人恒聚》）

茱萸在沪上读书时的诗友刘化童谈到过他们昔时交往的一些趣事：“我的宿舍是彰武路校区3号楼914室，茱萸住在铁岭路校区8号楼103室，两地相距仅步行十分钟。由于我长期一人霸占双人寝室（室友长期在外租房同居），而茱萸的宿舍是标准单人间，因此，这两个地方就成了诗社非官方活动的举办地。所谓非官方活动，与诗歌基本无关，只是凑在一起打牌。”除此之外，还有在学校附近吃吃喝喝的“饭醉活动”。“唯有对乐于书写的人来说，诗歌才有意义，哪怕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生活得与诗歌看似没有关联。”⁽⁸⁾友邻们的共同生活看起来闲散而漫不经心，经年之后大家各奔东西，相聚有时、分离有时，却又被他们乐于为之的书写牵连于无形之中。对后来的茱萸而言，他更清晰地意识到友邻递给生活与写作的手，也会更自觉地倾听友邻敲响自身和世界时发生的回响，正如他通过戏谑地化用弗罗斯特的墓志铭（“我和世界有过/爱侣般的争执”）所发出的慨叹：“与他们共享整个墓园的亡灵/是否因不胜其烦而提出抗议？/致使身在天堂的诗人如今/和世界有着邻里般的争执？”（茱萸《本宁顿谒弗罗斯特墓》）作为幽灵与友邻的死者先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视野，生者对于共同生活中邻里争执的调侃正是基于这个通达的视野：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归宿，也作为衡量生的一种尺度，这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何以被称为“共享”？死亡不可怕吗？如果不是横死、惨死、互相杀戮、毁灭共同生活而死……如果生者之间互相达成可以容忍和解决争执的共同生活，那么顺其自然的死亡的确称得上“共享”之事——死后至多再容忍或解决一些如同活着时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死者在将死之时对生的总结不乏温情与美化的期许，这种期许激发了生者对于更好的共同生活的想象——邻里的抗议和争执（而不是血淋淋的厮杀或不见血的阴谋）恰好衬托出生活的优裕，闲气、闲愁和闲情都来自这样的氛围。尽管在现实中，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遭遇颠沛流离的生与不尽如人意的死。伴着我们去墓园拜谒的“友邻”激活了“幽灵”的声音，他们共同促成一个强化的美好时刻，这对于生存而言并不虚假——某一个瞬间我们抵达过，又恍然若失。在这奇妙的化合作用尚未明晰之前，茱萸的写作曾呈现出更孤独的自我，如黎衡对他诗歌的评价：“缺席，为孤独提供了景深，缺席意味着虚无，一种不在场的漠然和斩断了联系的空荡。”⁽⁹⁾他认为茱萸诗歌中的缺席既在于切身情感的缺失，也在于诗人所倾心的汉语文化故国的失落。

早些年，茱萸在诗歌创作时更具有铺陈的冲动，这一点也有所克制地延续到他后来的写作中。长诗《馥郁生涯》作为他诗歌写作史的“前史”，体现出热烈、犹疑、迂回并充盈的表达：“我喃喃自语，想象绿遍天涯的样子”，“自己的王国绿得深入骨髓/在走到了绿色的尽头之后，是否还有一个/绿色的坡度让我过去说点什么”，“文字是一种慢/慢得深入骨髓，和绿色一般，和当年的/阔大的、绵延整个视野的绿色一般”。（茱萸《馥郁生涯》）整首诗中，“反覆回增”⁽¹⁰⁾的绿色充盈、绵延、生机无限，正如那时的诗人一样——他深入与绵延对自我、世界和写作的探索，遍寻它们的阔大、细微与蜿蜒。少时的茱萸“有捷才/汹涌而不自制”（茱萸《回乡偶书——与众人同登郁孤台，为杨北城作》），浸润在“温郁的南方”（何其芳《预言》）和汉语“弥散的软甜”（茱萸《仪式的焦唇》）之中，这般馥郁的生涯诱发着自我对丰沛与蔓延的偏爱。再加上，“缺席”所致的孤独如同枯木一样，更渴望被丰沛滋养、被蔓延加持：“茱萸满怀眷恋、近乎执拗地要‘去虚构每一个已经模糊的镜像’。从他的诗集目录就不难看出，他想要栽植的，简直是汉语镜像的森林”。⁽¹¹⁾对彼时的茱萸而言，渴望并不具体，自然的宏阔、汉语的丰盛、身体的生机勃勃，都是他汲取的对象，但他尚未细致地同它们建立更独特与亲密的关系，他还不曾体察到彼此间的龃龉究竟是情人的争执还是邻里的抗议。世界袭来，令人目不暇接、措手不及，“说出，便等于自完满处打开缺口。/宿命的嗓子如何习得这样的腔调”（茱萸《仪式的焦唇》）。作为个体的我们总是缺失，总是不完满，我们以自身的不完满应对与言说看似完满的世界时，如何才能“习得这样的腔调”——让它打开的缺口刚好在世界回响个体痛楚的那个精准的局部，而不是盲目、冒昧、自以为是地发起无效的言说攻击。整个探寻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自我的疲惫与厌倦，甚至对言说产生怀疑：“是我们该制造自己的话语？看着肥皂泡上升、飘荡和破裂，我该用什么来说服自己？”（茱萸《斜坡手记》）总体而言，经过《馥郁生涯》（2005—2006）、《斜坡手记》（2007）、《仪式的焦唇》（2010）这几首长诗，自我蔓延向世界的渴望触碰到更多困惑，身体与写作曾被自然造化所感发，生长得茂密而馥郁，却挣扎在卑微、琐碎与敷衍的现实生活的诸多面相中，经历着“话语”泡沫的幻灭。

渴望并未全然消歇（茱萸诗歌的一贯底色正是对生之滋味和汉语滋味的渴望，这种热烈的渴望后来转换为更得体与适宜的温度），诗人只是从铺陈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我们整理这造化的遗物，并编织与世界对抗的声音”（茱萸《霜露浓》）从“绿遍天涯”到“霜露浓”，二者都是造化所致的物候轮转。自我在轮转期间开始蜕变，他辨认出“造化的遗物”（而非造化物），即找到“完满处”的缺口。造化物浑然天成、来去皆合造化之力，造化的遗物却暗示着造化之力有所不及——现代人在“高烧不退的城市”（茱萸《入冬》）中听“金属的，橡胶的和/钢筋混凝土的方言”（茱萸《初夏晨起》），一点也不难体会自然造化在心理层面的（而非真正的）失效。从按捺住低迷情绪去“整理”遗物，到奋起“编织”对抗的声音，正是因为自我意识到他所渴望的丰盈正在从这个世界失落。对茱萸而言，这失落的丰盈是浸润在自然鲜美中的古典汉语，也是经由这种语言而塑形的情感、认知与人际关系：“《诗经》说：‘自牧归荑，洵美且异。非汝之为美，/美人之贻。’荑就是指白茅草芽，既白且滑/——想不到千年前的爱情竟如此鲜嫩”（茱萸《植物谱局部》）。茱萸曾热衷于书写草木，他声称对植物的关注“更多时候是一种间接乐趣，基于博物学的间接乐趣，而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与草木亲近的乐趣。”⁽¹²⁾这恰好说明他借助“博物学”的语言去渴望与想象在古典汉语森林中混溶的自然、写作、身体与情感。一味地整理汉语的遗物并不能达成这种渴望与想象，既然自然造化已经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中失效。古典汉语所混溶的语言与情感要去衡量现实生存处境，也需要被现实生存处境所检视。只有意识到并接受这种更复杂的互动关系，获得真正的对历史的想象力，诗人“长久梦想的诗行”（波德莱尔《太阳》，钱春绮译）才有可能出现。在一些形式更轻巧的诗作中，茱萸设置了冷眼疏离和轻盈跳脱的自我，去检视与检验他所渴望的丰盈。一方面，面对“无处不在的现代性”（茱萸《风雪与远游》）与都市生活的即景：“失血的天空”（茱萸《入冬》）“后工业时代的灯盏”（茱萸《夜读》）“拥挤的人群”（茱萸《夏日即景》），热烈的渴望不免被抑制，自我冷眼疏离，反而从“世界的混乱”（茱萸《池上饮》）中撷取出日常生活的新鲜诗意：“在这样的晴天，你要走向避雨的人，/成为那群人中最新鲜的一个。”（茱萸《避雨的人》）诗人更清晰而真实地意识到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群”将重新定义自我——自我要成为“群”中的“一个”，其言行的新鲜度和“群”（人群、社群、友邻的共同生活）构成互相衡量的关系。波德莱尔，这个都市中的“游荡者”早就说过：“人群与孤独，对于一个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这是两个同义语，它们可以互相代替。谁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独立存在。”⁽¹³⁾另一方面，面对“汉语的伟大权柄”（茱萸《李商隐：春深脱衣》），茱萸不拘泥于历史和神话因缘的牵扯，下意识地以“古”为支点，却不乏对“古”的戏谑，甚至无厘头地跳脱而出：“他奔跑、落泪、肆无忌惮地笑/紧紧地抓住太阳的小辫子不放/他号召所有嗜酒的人类/驾着私家车/或骑着蚂蚁、青蛙/跳过河水和渭水，到桃林去/做一名愤怒的快乐青年”（茱萸《夸父曲》）。现代版叛逆青年的形象挣脱出古典故事的束缚，跳向我们所亲近的生活，他肆无忌惮的“笑”和“号召”支撑起“跳”的力度与连贯性，没有出现的“逃”则暗示“愤怒的快乐青年”是怎样的无助与无望。然而，那个对汉语森林念念不忘的自我不是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吗？从“笑”“号召”到“跳”，终点是“桃林”，词语的音韵起伏出一个个弧度，最终落定于桃林，尽管诗人暗示了“逃”，呈现出的却是对“桃”的希望。在宏阔的汉语森林中，追逐理想而死的人留下一片桃林，桃林后来成为生者向往的美好。由是观之，历史与神话中的“幽灵”何以不能是我们寄托愤怒与快乐的友邻？何以不能共享我们对生死的理想？茱萸在往后的写作中依然持续地渴求与观照汉语森林，确认它同自我之间独一的关联，也更为笃定地继续聆听其中友邻的呼唤。

自我轻盈地跳脱出自我的封闭与蔓延，蜕变而来的飞翔正在展开新的尺度——衡量自身和他者，衡量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世界。经年之后，茱萸找回言说造化物（而不是造化的遗物）的自信：“造化之盐增添了/尘世的甜度——这无疑/暗合烹饪的道理。”（茱萸《澡雪词》）自然造化经由调和而在心理层面重新生效，诗人渴望的汉语也经由调和而圆融。在茱萸的写作与生活中，友邻无疑是调和的盐与甜，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调和会“交缠永无了局，直到/盛宴已成，回峰转路。”（茱萸《厨房超人——给诗友倮倮》）创作《九枝灯》系列时，茱萸在后记中标明写作的因缘和题赠对象；也在诗歌开头设计“题辞”，通过引用其他作者的诗（其中不少是外国诗人的诗作）来“共振”自己的写作。正如他的另一位诗友秦三澍所言：《九枝灯》的“互文性”“不仅体现在中西之间，还体现在古今之间”。⁽¹⁴⁾更广阔意义上的互文与互动来自于包括汉语森林在内的那片更为浩大与幽茫的森林，其间词语与词语互文，自然与语言互动，身体与命运共振，这一切的交织“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波德莱尔《契合》，梁宗岱译）面对更为广阔的共同生活，能够激发我们去呼应（互文）的回声无疑优先来自于我们惦念与关怀的友邻（幽灵），茱萸对于这片浩大森林的野心与渴望也经由友邻的调和而变得具体、亲切与动人。在谈到《九枝灯》的创作时，他提及“题赠”的部分原因是试图打量酬和诗的传统，尽管他的有些朋友认为这种恢复和对接“太表面化、形式化了”，诗人却以为“如何真正把这种精神内化到当代诗里面，确实是任重道远的任务，但是它也要首先从形式上接续起。”⁽¹⁵⁾实际上，这组持续写作中的诗对题赠与因缘的交代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附庸风雅”，宇文所安谈到过那种渴望被后人“追忆”而去书写的动机，时间的河流不断地淹没各种各样的人事，书写增加了因缘本事被记忆与想象的机会。对个体而言，与友邻相关的事宜与事迹是他渴望去记忆与书写的，因为他们和它们是他琐碎与欢乐生活的构成、是他看向这个世界的悲哀与愁苦时首先动容的对象，他们是他嬉笑怒骂与谈诗论道时的倾听者、也是满目疮痍的共同见证者。茱萸将自我定位在友邻关系的某一点上，他所书写的友邻之事也正是由此延展出的共同生活，诗人和我们都身处其中，感受着历史和现实共振之下的兴与悲：“帝国版图遍布野心家，都是功名/门径，但你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茱萸《罗隐：秾华辜负》）

“对某人的偏爱是完全不同于仁爱的另一回事。仁爱是一视同仁的。”⁽¹⁶⁾朋友亦是我们所偏爱者。人们选择靠近自己偏爱的人，同他们一起游戏、游玩，从最微小处尝试（to do）可能更好的共同生活，而不仅仅是成为（to be）现有生活的被动接受者，赵汀阳说：“我们在‘做’中被卷入到比to be更复杂的to do问题中去。to do虽然不比 to be更基本，却比 to be更丰富，to do的秘密就在于它包含着‘自由’的问题，而to be没有自由同题。”⁽¹⁷⁾友谊对茱萸也首先意味着：自我觉醒之后“开采”出自我的独一性，然后更自由地去尝试对自我更好的共同生活。薇依认为：“在自己心目中尚未明白自身时，渴望被人理解，是一种错误。这是在友谊中寻求乐趣——不值得的乐趣。”⁽¹⁸⁾反过来讲，当人们明白自我的独一性，然后在友谊的实践中打磨与抛光自我——甚至重新提炼出璀璨的宝石，方能更好地投入生活，这种因个体之间的化和（调和）而变得更好的生活作为某种可能生活的雏形而最终关乎所有人的共同生活：“在乏味的今日，/唯有诗，提前将激情抛到了远处。”（茱萸《罗隐：秾华辜负》）对茱萸而言，友谊馈赠给他“泅渡”乏味生活的激情，激发出游戏的冲动和乐趣。在颇具“炫技”色彩的“谐律”系列中，比如以下诗句：“请如实道出夏的玄机：泳课中/少女之裸裎，落成炫技的永渴”（茱萸《谐律：出梅入夏》），茱萸充分调动汉语在音形义之间发生的共振与共鸣——泳课中落成如此鲜美的裸裎，何以不令人永渴？这类诗作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然而炫技的玄机恰恰在于自身的充裕，正如诗中写欲望，直白却带着疏懒的戏谑，反而将欲望表达为审美化的“永渴”（以此博诸友一笑？），而不是缺乏所导致的饥渴。茱萸还写过一首《诗日新》，为致敬新诗百年诞生而杂糅新诗史中诗人的名字所作，其中不乏令人会心与莞尔的诗句：“南星照耀中国。仿令孺，佐良人，/操心只为王事？异域的老师带来/新乐器，穆穆旦夕间探查良筝音色”。那些灿烂或寂寞的名字，那些无不饱经流离与困厄——甚至被迫隐没的名字，在一位后辈诗人兴起时被召唤出名字（身世）的音色来助兴，诸友却听得出“余哀”。在这些诗作中，茱萸怀着极大的乐趣将游戏精神发挥到极致，正是朋友之间的互动、集会与悠游缔造出滋养游戏精神的充裕感，如古人的宴饮与集会那般：“将审美日常化，也使一种更为松弛的游戏精神融入到文学艺术中来。”⁽¹⁹⁾这种松弛的游戏精神能够存在，就意味着更少的掠夺与伤害——对于浅表层面的共同生活而言。在更本质的层面，友谊滋养出的游戏精神启发着审美、智性和德行：“厄运中朋友更必要，因此也需要朋友有用；幸运中朋友更美好，所以人们追求优秀和卓越。行善和同优秀的人共同生活更值得欲求。”⁽²⁰⁾友谊呼唤我们去接受友谊的馈赠，并开始设想和践行更好的共同生活——向着更多的他者：“合影，就是再一次面向他者及/此间山水，交付出无限的信任，/异国之秋早已熟识、终得亲近的/蜜橘、石蒜花和酒里之忍冬。”（茱萸《城堡：犬山行》）无限的信任可以交付给“他者”和他者存在的“此间”，因为从“熟识”到“亲近”，自我和他者之间已经搭建出具体而细致的通往彼此的阶梯，他们曾各自存在，又互相尝试着去促成“此间”的共同生活。尽管对自我而言，“此间”是地理、文化与政治上的“异国”，却不乏心理层面的信任感。当然，促成“此间”的还有无数个细节，关乎物候与风物，也关乎自我对可能生活的每一次感知与反思——在生命中丰盛或寂寥的时刻。

相比友谊的具体性，现代社会中邻人关系的意味则非常模糊：在心理层面，邻人关系可以针对具体的对象，也可推而广之到不限于国界的未知群体——时至今日，我们都在深深地遭遇着影响共同生活的共同事件；在身体层面，转换空间的便捷性使得邻人关系的缔结更为频繁和短暂，反而减弱了人们对它的心理感知。在茱萸的诗歌中，邻人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于不同的时空、情境和关系中，自我的爱憎自然会辐射至同自我相关的共同生活，而友谊启发自我对更好的共同生活的感受和认知也将延伸至更多的他者。那些更多的——乃至于无穷的他者，呼唤着我们一起去缔结平凡生活的秩序：“明天这样的土曜日我们歇息。/他们却在调制上好的面汤。”（茱萸《木曜日》）“我们”和“他们”轮转在歇息与劳作中，人们基于生活的需求而重新分配造化（神）赐予的歇息日与劳作日，尘世的秩序在调和中诞生，人们于其中各取歇息与劳作的平衡，方能为生活“调制上好的面汤”，从而互相给予对方。如果说友人开启了节日的盛宴，邻人则给出日常的祝福，我们在好的友谊中搭建共同生活的理想桃花源，在适宜的邻人关系中则收获共同生活的安全感。茱萸善于观察，也乐于享受日常生活的甜美，他笔下的邻人散布在城市的街衢、健身房、咖啡馆，彼此相逢于一场突然到来的雨或蓄积已久的雪，在行旅的观察与闲聊中，在异国寻访而不遇的书店中，在他听着“呻吟”而想象的隔壁，在他阅读古人而描摹出的“她”的“黑甜乡”中，他们过于谨慎地摆放好“落雪注意”的提示牌，他们的“命运”曾（正）被“一场风暴席卷”……茱萸同样用审美化的眼光打量邻人的日常，悦纳他们投射出的更为丰富的情绪、情感和关系。其实，换一种时空和处境，自我即是他者：“他白嫩的脸蛋上面/恍若瓷器上的那层薄釉/他享受着这静谧仿佛/接下来要纠缠其一生的/喜乐、欲念和忧患/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茱萸《返乡道中作》）。在这首诗中，茱萸写了一个小婴儿，“返乡”的现实旅途折射出一种更为隐秘的“返”，那是诗人已经无法返回的“静谧”过去，曾经是小婴儿的自我感知不到，此刻这个小小的他者则唤起自我对昔时静谧的想象，当生活正在被喜乐、欲念与忧患纠缠时，来自过去的完满借助邻人重新给予我们祝福。自我对更好的共同生活的践行意味着辨认与接纳这些日常的祝福。茱萸显然擅长于此，他给予他者的同理心更富有想象力。

在谈论友情时，苏格拉底说出一个自己不太确定的观点：“无论是在灵魂中，还是在身体里，还是在任何地方，那些本身既不好又不坏的事物，由于坏的呈现，而成为好事物的朋友。”⁽²¹⁾他随即开始质疑这个观点：如果是这样，那么假设作为原因的坏事物被消除了，由于此原因而产生的友情就不会存在。苏格拉底的意思或许是：坏不是友情产生的全部原因或根本原因？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太在意这个假设，尘世的坏显然没有被消除。而每一个既不好又不坏的个体——有向善之心、爱美之心、爱智慧之心的不完美个体，因为坏的呈现而更加渴慕好事物。在共同生活被践踏和损毁得尤为严重的时刻，我们经由友邻而发现与得到的正是好的共同生活、作为可能性的共同生活。在茱萸的诗歌中：友谊的馈赠丰盛，邻人的祝福得体，友邻们开启过生活的桃花源，也缔造出生活的秩序，然而，更真实与普遍的共同生活却摇摇欲坠。诗人暗示、针刺或按下不表，萧索与晦暗都在伺机而动。

三

怀古与化古渐渐成为茱萸诗歌的日常。毕竟，就算遗迹毁于更多的王朝更迭和旅游工业，哪怕最终都变成“数码复制与赛博废墟”（茱萸《想象陈子昂——为一次未成的射洪之行而作，兼赠胡亮》），古人留下的书写依然会提醒我们已经或正在被榨干的“枯树”曾经枝繁叶茂过。茱萸受益于过去时光中的幽灵，当他步入写作这片幽茫而浩瀚的森林，他们的书写与命运强力地引着他“被缴械，到诗的功过簿上签下了名字”（茱萸《阮籍：酒的毒性》），从此他的书写和命运被牵系于这共同的起伏与轮转。在对话幽灵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地成为他偏爱或相熟的友邻，因此茱萸能够剥落时间（以及其他因素）加持给他们的不必要的“金黄色”⁽²²⁾，这也是在破除自我对于写作和生活的幻觉：“不要惦记着它的影子出云破月，/归根结底这只是一首破之诗，/朝历史破伤风作突破式的致敬。”（茱萸《破之诗》）他对写作的“游戏”功能有清醒的认知，语言可以变幻出“破落人生”或“破格提拔”，但“破之诗”改变不了真实历史的“破伤风”，这种尴尬的相遇只能产生无尽的反讽：

破了楼兰你以为就能破涕为笑？

破瓜之年预伏了她的破镜重圆？

你觉得进士及第与破格提拔

哪一个显得破落人生更有成就？

——茱萸《破之诗》

“最富于机智和共鸣的反讽，难道不就是外观漂亮、内有底蕴的巧合吗？”⁽²³⁾在不乏讽喻色彩的“谐律”系列中，茱萸已经意识到词语之间看起来漂亮的巧合经常以优美的弧度落向历史和现实，弹奏出词与生活之间或谑或虐的合拍。正如此刻“破”系列词的相遇，弹奏出生命急速的盛开和衰落，轮替与明灭，诗人一股脑倾倒下来。诗的游戏告一段落，从游戏中生出的寂灭感却好巧不巧，应着共同的“万古愁”：生的欢愉，欢愉之余的闲愁，都被巨大的晦暗包围。茱萸深知：身处其中，却不过是“枉称国手，救不活这乱世枯棋”（茱萸《钱谦益：虞山旧悔》），“还刚刚被教会如何去进行新的赞颂，/转眼就为游动的标准绊了一跤”（茱萸《高启：诗的诉讼》）。总是如此，“你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难道作为友邻的幽灵们也不过是再度提醒我们生的尴尬与难堪？不，我们更早就知晓这个答案，也曾艰难地体会过这个答案。然而，眼下陪伴着我们的友邻和过去时间中的幽灵就是会在某些时刻共振出华丽的高音或温婉的低语，促成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瞬间：

我曾……哦不，我却，我却对

你的两个字号印象深刻：子佩，

珊珊。那端正庄严的声音既裹卷着

近古的风，又传来中古的一缕

悠长吟诵：“时闻杂佩声珊珊。”

——茱萸《黎里访吴琼仙遗迹——兼赠苏野、杜怀超、黄劲松同游》

茱萸近几年的写作颇多松弛的叙述语调，少时的“语出惊人”淡了下去，引用和化用的诗句自然地融入他的诗歌，仿佛友邻之间正在进行亲切的对话。面对那些过去时光中的幽灵，自我曾在躁动与忐忑中走近命途坎坷的他们，“我”和“你”之间掀起过一场又一场修辞的风暴和烈焰，最终我们承受了过度消耗文字的代价：“我曾妄图获得美的授权，指挥你的节奏/去攻克虚无，文字的通胀却击溃了我们；/才华这味毒药，使人陷入自身的喘息，/为向隐喻借贷的意义付出成倍的利息。”（茱萸《李商隐：春深脱衣》）那么现在，“我”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关联到“你”？略去少时以“美”之名去攻克虚无的“妄图”，略去自身曾经陷落于“文字的通胀”，不必再说“我曾”怎样。现在的“我”“却”不再沉溺于过度的隐喻、隐藏和隐忧，只是走向“你”——聆听并复述那些简单又动人的声音在不同时空中的回响：“子佩”“珊珊”“时闻杂佩声珊珊”。诗人悦纳来自一切时空的美好回响。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注释：

1.参见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7页。巴什拉以几组涉及心灵状态的词来谈论阴性词与阳性词的区别：“梦与梦想，幻梦与幻想，记忆与回忆，这些词的区分都说明一种需要：这就是把所有具有魅力的，柔和的，超越了过分单纯的阳性名称的心灵状态用阴性来表示。”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注释导读本），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3.“穹森”取自茱萸《穹森的黄昏》一诗，他的组诗《佛蒙特夏天》诞生于“穹森”小镇，诗人说：“那个叫约翰逊（Johnson）的小镇——在那首《穹森的黄昏》里，它被我刻意翻译成了‘穹森’，苍穹下密布森林（整个佛蒙特州约77%的面积是森林）的所在。”这组诗也诞生于在穹森这个“世外桃源”中友邻的陪伴。参见茱萸创作谈《关于〈佛蒙特夏天〉》，初刊“钟山”微信公众号，2020-3-14。中国作家网2020-3-16全文转载：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316/c404032-3 1634139.html。

4.田晓菲：《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张元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75页。

5.杨·T·格罗斯（Jan T. Gross）：《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张祝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6.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注释导读本），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2页。

7.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0页。

8.参见刘化童：《星丛观测指南——〈同济十年诗选〉论纲》，见陈忠村，茱萸（主编）：《同济十年诗选（2002—201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93—395页。

9.黎衡：《缺席之镜像——茱萸诗的“斜坡”与“仪式”》，见秦三澍，砂丁，方李靖（主编）：《多向通道：同济诗歌年选》（第一卷），香港：绛树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10.“反覆回增”这个说法取自陈世骧，他认为：《诗经》中“‘兴’的因素每一出现，辄负起它巩固诗型的任务，时而奠定韵律的基础，时而决定节奏的风味，甚至于全诗气氛的完成。‘兴’以回覆和提示的方法达成这个任务，尤其更以‘反覆回增法’来表现它特殊的功能。”参见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见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2页。

11.黎衡：《缺席之镜像——茱萸诗的“斜坡”与“仪式”》，见秦三澍，砂丁，方李靖（主编）：《多向通道：同济诗歌年选》（第一卷），香港：绛树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12.茱萸，秦三澍：《茱萸访谈录：辨体、征用与别有传承》，见茱萸：《花神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13.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亚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2页。

14.茱萸，秦三澍：《茱萸访谈录：辨体、征用与别有传承》，见茱萸《花神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63页。

15.同上，第164页。

16.薇依（Simone Weil）：《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29页。

17.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8.薇依（Simone Weil）：《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9.茱萸：《文人雅集的时髦面具——一种另类的古典“超现实”》，见茱萸《浆果与流转之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21页。

2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注释导读本），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4页。

2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2》，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22.“金黄色”取自钟鸣的《旁观者》，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同诗人和诗歌相关的“金黄色”，大概意思是浮夸、虚假的加持。比如他肯定食指诗歌具有最基本的人性，“就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一条大于社会、文学、和个人金黄色的线索”。参见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59页。

2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福楼拜的鹦鹉》，但汉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86—87页。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