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的逃离与精神的皈依
——简论叶北的诗歌创作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价值体系将在中国大地上奔流了几千年的纯朴情思扫荡殆尽。那些曾经寄予了诗人无限理想和愁思的精神家园逐渐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变得遥不可及，在物质和欲望日益膨胀的语境下，好在有大量的清醒者依然为自己的精神保留着原生态的存在空间，避免了商品对人类肆无忌惮的彻底侵蚀。叶北便是一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清醒者，他在生活中忙碌地应对各种挑战和生存之计，但同时又积极地营造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在尘世中找到永久的安身立命之所。
叶北的诗歌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要么属于“托物言志”的抒情，要么是对道家纵情山水的精神皈依。新诗在与传统文化和诗歌创作方式彻底决裂的情况下得以发展起来，出于一种策略也好，出于一种完全的背离也罢，“大胆拿来”西方文化与“打倒孔家店”的结果让新诗成为“断奶的婴儿”，其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却吮吸着外国文化的营养。新时期以来，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倾慕，西方的各种“主义”、“代”和“思潮”走马灯似地涌入中国，新诗创作的脚步显得复杂而急促。由于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外国文化思潮和文学理论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不加选择不加批判地照搬外国文学思想，结果只能是揠苗助长，诗歌创作和理论的繁荣也只会是暂时的昙花一现，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深深的危机。中国诗歌繁荣的重要前提是在借鉴西方的同时，秉承中国诗歌传统的精髓，才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并消除异质文化的隔膜。随着文学社会地位的弱化，诗歌创作方式也经历了一次现代性嬗变，进而导致诗歌表现主题和观照对象的变化。部分诗人在缺乏文化价值认同的情况下坚持个人化写作，使诗坛新潮迭起，多元共生。于是，很多诗歌只重视语言和形式的打造，不但疏离了社会历史关怀，也忽视了对人的生存现状的关怀；也有一些诗将审美视角转向当下人日常的琐碎生活，使作品缺乏理性深度和人文精神。用“浮躁”或“粗浅”来概括今天的诗坛也许并不全面，但至少总结了诗坛的某些特征。好在叶北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摒弃了平面化的价值取向和媚俗化的接受效果，他站在建构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高度上，创作了大量反映现代都市病态生活的诗歌，刻意地在诗歌中表现出对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大地和村庄的热爱，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体现出文学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融合。
叶北对乡村和土地的热爱是对农耕文明的承传，也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建构。在《城市逃亡者》一诗中，诗人从北方城市哈尔滨出发向南行进，透过车窗或停留驻足的时候打量着路经的世界，内心对土地和村庄充满了无限情感。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人放弃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奔赴城镇，留下年迈的老人孤独而坚韧地守候着昔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土地。正如叶北在诗中所写：“村庄的老伯在修理胡桩，抚摸土壤/ 土壤里有自暴自弃的人正走向他乡”。年轻一代对村庄和土地不再怀有慕拜之情，他们甚至自暴自弃地认为守在乡下的生活是没有出路的，所以纷纷赶往未知的城市并流浪异乡。另一方面，长时间在城市高楼堆积的森林里和闪耀的霓虹灯下生活的人群，又渴望作“城市的逃亡者”，他们幻想着挣脱城市的羁绊而投身乡村自由的怀抱。但现实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逼近都市化的生活程式，于是有人因为不能回归曾经的乡土而倍感失落：“在村庄的边界，携带城市的火焰/ 祭奠遗忘的乡村之恋，在散发着少女体温的麦田”。这两类人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悖论，似乎表明诗人是一个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的“落伍者”，他不停地唱着有关土地和村庄的谣曲。但事实上，诗人比我们都清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无人可以阻挡，他之所以惋惜有人离开乡村并愿意回归乡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追寻一种乡土精神并寻找一处心灵的居所。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农业文明滋养着中国大地，乡村或土地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地里名词，它们业已演化为我们赖以存活下去的精神符号。“摇摆的野草和纵横的河渠/ 把我们紧紧裹在野外的中央/ 一群失魂落魄的城市逃亡者，我们归依何方”？诗人站在寂寞而零落的乡村土地上感到十分失落，乡村已经凋敝，精神家园无处可觅，现代人都是一群失魂落魄者，无处安身无处憩息。叶北在《第二代城市病征兆》中用诙谐的口吻讽刺了常见的都市“现形记”，把城市的生活空间描述成病态百出或丑陋肮脏的场域，呈现出诗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唾弃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叶北的《城市逃亡者》和《第二代城市病征兆》等书写城市的诗篇，表达了时代和民族的精神之殇，充斥着浓厚的社会情怀和人文思考。
叶北的诗歌具有极强的道家色彩，体现出诗人力图在浮华的现实生活之外寻找自由自在的心灵空间的努力。海德格尔在其诗化哲学中曾说道：“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这话的另一层含义是：都市没有生长诗歌的精神营养，都市的灯红酒绿让诗人的灵魂漂泊无根。叶北对乡土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愫，他在《遁世者》这首诗中刻写了青年大学生“易兵”的质朴形象，他愿意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一名“有文化的农民”。这种作法在一般的农村青年看来似乎不可理喻，乡下的农民一个个都向往远方的城市，包括“易兵”的父亲也翻阅大山去城里挣钱，留下老母亲独自料理家里的农事。“易兵”最初打算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但在求职遭遇挫折之后，在阅读了《易经》之后，他改变了决意留城的想法，回到大山簇拥的乡村当了一名教师。曾几何时，在贫穷而寂寞的乡村，很多青少年对城市的高楼和丰富的物质产生了图腾般的渴慕，而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考学进入城市之后，却又将自我连同最初抱守的精神源泉迷失在茫茫的高楼中。当物质文明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时，它迅速侵占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并挤压着人的精神空间，在物质的诱惑或胁迫下，来自乡村的年轻人除了整天劳碌奔波外，几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情去思考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在城市的灯红与酒绿间，在高楼与拥挤的人群中，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压抑“将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这些来自乡村的诗人只能让自己的灵魂行走在“还乡”的路上。远离繁华的都市，也就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杂乱，“易兵在层层梯田的弯子里搭建了一个窝棚/ 边读书边守望这块生产千年的土地”，反倒是那种山风与青鸟陪伴就读的情景成为很多人的奢望。更为重要的是，“易兵”让山村的孩子们有了稳定的课堂，只有让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孩子有了知识和文化，家乡的生活才会像山涧的清泉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前流淌，这里的土地才会“生生不息的繁衍”。因此，叶北通过“易兵”这位大学生的抉择，颂扬了有志青年舍弃都市生活奉献山村教育的精神，折射出诗人向往宁静祥和的生活，愿意以道家思想为人生的圭臬，作一个与世无争但又留有进取意志的遁世者。正是叶北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种种努力，让我们得以“身处经验世界世俗世界去提升其生命的精神力量，以空灵淡泊、超凡不俗的心态去克除世俗之繁文缛节的束缚，打破世俗之事事物物的障碍与困扰，使有限的人生获得无限的自由。” [ 邵汉明：《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页。]诗人的精神也因此获得了高蹈的空间。
我国传统诗歌多以抒情诗为主，其对“人”和对“情”的表现多于对外物的刻画，在具有深层人文关怀的同时显出较强的人文精神。无论当前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多么驳杂化和个性化，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生长于中国现实与历史文化交汇处的中国现代新诗，其在表现论与再现论的二元对立中，在群体精神与个体精神的二元对立中，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神话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中，不可能离开民族审美意识而悬空存在，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及艺术思维加以继承和阐释。以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家们，也正是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或称“种族记忆”，或称“原型”）理论基础上阐明民族（或种族）文化总会在后世文学中再现，指出原型（即民族文化或心理）始终会存在于一个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加拿大）弗莱：《文学的原型》，王逢振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参阅第375-385页。]我国传统文化追求平实而不崇尚浮华，追求朴素美并看重事物的品格，讲求内敛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成为古代诗歌创作和个人行事的根本旨趣之一。叶北作为一个有生活能力和自觉思考意识的诗人，他在《春天的记忆中》设置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抒情诗人，一个是在精神世界中存在的永远处于青春阶段“你”，两个自我的对话映衬出人们精神的荒芜与自我的迷失。“热闹的春天里你寂静无声/ 给我的喻示/ 是丰腴的花蕾/ 在风雨里依次绽放/ 把行人的眼缝合在你的周围”，精神世界中的“你”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在美好的年华里总是把最美丽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真实生活中的“我”却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回望陈旧的青春/ 已是碎片声声/ 那试图庇护的年轮/ 焚烧了一颗年轻的心/ 你把自己安放在我的心口/ 寻觅一块土壤/ 种下春天的背影”。无情的时间残忍地雕刻着我们的生活，人到中年岂能做到万事休？当我们回望来路的时候，曾经豪情万丈的青春情怀已被撕扯成记忆的碎片，年轻的心思也早已葬身时间的瀚海，我们还能拿什么来祭奠无处安放的青春？诗人在绝望的时光转角处又看到了精神世界中的自我，在青春的背影里唯有记住那个理想境界中的自我，才会有勇气走完余下的人生，而那个隐喻着理想生活状态的“春天”值得人们用“整整一生”的时间去等候。这首诗既表达了诗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流露出人在时光的飞逝中不可避免地会徒增“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感；同时，这首诗也传递出诗人坚强的生活信念和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善意识和务实精神的践行。
每个人都逃不过造化的摆弄，但我们的感情和思考却顽强地抗拒着宿命的安排，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和生命绚烂的色彩。在诗歌精神溃乏和生命意识淡薄的当下，叶北的诗歌创作体现出对生命的咏叹和无尽的人文情怀。在一个严重物化的时代里，我们的时间被迅速崛起的科技和网络消费着，被动地吸收来自虚拟世界的声音和光影；与此同时，在一个价值失范的时代里，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永无止境的金钱追逐中，虚荣地享受着物质带来的短暂快乐，殊不知韶华时光悄无声息地从指间流失。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首一生走过的道路，除了不断变换的居所和渐次扩张的城市之外，心里还能留下哪些美好的回忆呢？青梅煮酒抑或围炉茶话，年轻时的浪漫追求和生命中无可替代的情感是古今人生必不可少的插曲，而我们今天的人生与之相比难免失去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甚至有的人生在来不及回首或根本不懂得回首的时候便走向了尽头。因此，倘若有人在残酷的现实语境中还知道回过头来丈量自己的生活，还知道在物欲无限扩张的时候给心灵留块空地去思索生活与时间，那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因为只有懂得不断回溯生命源点的人才可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生活，也才可能对未知的前路充满美好的憧憬。当我们在阅读《春天的记忆》这首诗时，一股因为在尘世中混混霍霍度日而产生的愁绪霎时充盈大脑，抛却现实的种种利益和欲望，我们的生活原本应该更加精彩。“我们种植青菜/ 在青瓦房后的庄园/ 刨食在虚无的人间”，简短的几行诗句勾勒出恬淡而静谧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歌和精神意趣，老子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状态也与此相谐。只可惜这种隐居乡间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在今天显得多么格格不入，现代人怎么能够理解用物质匮乏去换取精神富足的行为呢？又怎么可以不在意身边人事的变迁而在他人富裕之后保持平常的心情呢？由是我们在和别人的横向攀比以及和自身的纵向比较中产生了挫败感，不满足的心理是向上的车轮，也是让人陷入痛苦的根源。
叶北先生的诗歌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和无奈之情，最直接的表象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人生的又一段路程，而来路却分明就在身后，那些让我们感动或伤心的往事也似曾在昨天发生。只有大脑中的记忆或刻录在纸上的往昔所渗透出的荒凉，提醒我们华年已逝，风光早已更换了季节的色彩。就如诗人在《第四只梨》中写道：“我不知身在何处，我不知身在何时/ 我一直坐在这里，很多年了/ 我抬头，前面是我的童年/ 我转身，纸上写满了荒凉”。这种对生命悲剧性意蕴的表达含有普遍而真实的哲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之外的主要思想传统。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从汉末开始在诗中表现出来，《古诗十九首》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品，它多写生命的短促和人生的无常，诗人在宿命阴影的笼罩下急切寻找心灵的慰籍，表现离别相思之苦的作品特别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的混战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使文人们倍感生命无常和个人力量的微薄。文学进入自觉发展时期，开始从“经国之大业”的沉重负荷中解脱出来，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作品有深厚的个体生命意识，也伴随着浓郁的生命叹息，他们看似放荡不羁，实乃苦中作乐，表现出轻薄的生命在浩淼的宇宙和沉重的社会现实中无所皈依。叶北的这首诗同样表达了人无法超越造物主命定的时间轨道，唯有“苍白而坚硬的年轮”记录着我们在尘世中来往的脚步，但最终却无法阻止风雨的侵蚀和年轮的剥落。
在尘世中建构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精神居所，这是叶北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在俗世中疲惫的心灵可以在精神的王国里自由飞翔，这是叶北诗歌创作的目的，也是他在浮躁的现实生活中得以平静生活的方式。因此，诗歌创作对叶北而言既是兴趣爱好，更是他存在的理想方式。当然，从诗歌艺术表现力的角度来讲，叶北的创作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美的诗篇。


作者简介：
熊辉（1976.10—），男，四川省邻水人，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兼事诗歌评论。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重庆市委宣传部“首批青年文化人才”，重庆市教委“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年文化新人”。